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五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

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蹲时必须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因为通方便，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当然。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一千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准了。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但到大门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好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这时，从厨房来了一个人，瘦瘦的，小大嘴，是我姨夫。我也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

姥姥一瞅，这小伙不错，还是老同学，家里条件又好，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求不得，何况对象关键要看人品。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

在队里那几年确实成熟了不少，加上家境又好，颇得女青睐。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姥姥又是个闲不住、生怕女儿烂到锅里的主，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

爷爷四托人打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当然落到父亲上，号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爷爷闷声不响，只是着他的老烟袋。爷爷也是个能人，平常结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

八四年我生，学校给分了四十多平的两居室。九四年民办教师改革，父亲被赶到了小学。混了几天日，他索拍走人，在我们村东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姨夫是邻村村支书，手里多少有人脉，这时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朋满堂啊。姨夫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

母亲四多就会起床，给我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形了，毯功不说，压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有天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时，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

父母亲本就是中同学，母亲师大毕业后分到二中的中，就这样两人又相遇了，说实话，父亲好，人大，白白净净。

家里的存款，爷爷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十二万缺。当时姥姥糖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三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五万，还缺四万。

其实我童年的大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锅上的蚂蚁。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九七年修刑后的新一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所剩无几。

母亲整天四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

就差没指着鼻说，这就是钦女婿。父亲臭病不少，但人其实不坏，甚至还有老实，母亲和父亲了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从小生惯养，不敢打骂，以至于造就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公哥。父亲中毕业就参了军，复员后分到平海市二中的初中教育。

母亲条件好，光又，自然没一个瞧上的。父亲一见着母亲，立展开了攻势。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人，母亲当然不以为意。父亲就转变火力，请爷爷找媒婆上门提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