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死。而曹公也不久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

《三国志》里的曹，不见得比他同时人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豪迈磊落，放狼不羁的浪漫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和积蓄了。而他的放狼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言诵，尽无所隐及悦大笑，以至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去日苦多”相印证。

而最被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于公元２１0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德所能解决的。

曹能够类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德不能拯救当日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与八王之，因此引起“五胡华”公元３１１年洛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人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已不受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谨仕吴，也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等都是。纪这６0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不及，了提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因为其中资料五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为儒家思想所支，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越大。以曹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慕虚名而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