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东林党作对,有一部“三朝要典”是阉党大头目,后来亦降了清朝的冯铨所纂;这部书等于阉党捕治东林的黑名单。崇祯即位,魏忠贤伏法;这部“三朝要典”当然要毁掉;而孙之獬不识风色,竟跑到内阁痛哭力争,要求保存,因而也入了“逆案”——专为处理阉党的一案;结果落了个革职回籍的处分。
明臣投降清朝的很多,孙之獬官不过翰林院侍讲,应该是个无人注意的小角色;亦不会有人跟他过不去;但就因为他出卖中国衣冠以求荣的无耻行为,引出了限十日剃发的严旨,以致于“留发不留头”者不知凡几,所以血性男儿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他是做“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同乡;顺治四年谢迁起义反清,攻破淄川,孙之獬一门被祸,妇女皆受凌辱,连未成年的孙女都不免。真所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孙之獬等于与所有的汉族为敌;无怪乎受报如此之酷。
由于严旨限十日剃完,而要剃的又是满洲式样,同时在明朝亦可能根本没有剃头匠这个行当、所以“留头不留发”这个差使,便由旗丁充任。
在京里,剃头棚子相沿算是“官差”;剃头名为“做活”;剃头钱名为“活钱”都还遗留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段惨痛史实的痕迹。每一个剃头棚子,当然都有官兵在“伺候”;路人被迫削发。如若不从,捉到官里正法,所以剃头棚子本身并无可怕之处:但剃头担就大为不同了。
地方官为了遵行功令,必须在十日以内剃完;而乡下人终年难得进一趟城,同时也不可能为了剃头,专程进城。更何况本心不愿,为了留发又要留头,杜门不出,或者逃入深山;这样,就必须“移樽就教”主动“唤头”来剃。
京里的剃头担,招揽顾客用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城里用小木梆;乡下用一把形如镊子的铁器,其名为“唤头”;捏在手上一开一阖,发出“呛、呛”的声音,就叫“打唤头”
至于剃头担子,一共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一个红漆圆笼,当中置一只小炭炉,上坐一挑子水,回笼旁边挂一只脸盆,专为洗头之用,这不足为奇。奇的是竖一枝旗杆,且有习斗;这枝旗杆的形式,与衙门前面所竖的完全相同;只是具体而微而已。
后面一部分是一只长约两尺许,宽一尺的小红柜,柜中藏剃头用具。这是顾客的座位,但在最初,却是剃头的人座位;被剃者是没有得坐的。
因为当初并无剃头匠的名称,这些旗下为人剃头,乃是奉行法令,据说官封“待诏”之职;翰林院有“待诏”是从九品的小官,专掌文字抄缮,与旗丁剃头这个职务,风马牛不相及,何以有此离奇的误会,已不可考。
不过当时旗丁“奉旨剃头”颇为威风,确是事实。大致每到一处,用“唤头”将一村一乡的男了都唤了来,由旗丁逐一验看,已剃者自然无事退去;未剃者集合待命。一然后“待诏”手执剃刀,大马金刀地坐在小红柜上。而被剃者则须跪在他面前,俯首受剃:倘或抗命不剃,立刻为随护的兵丁抓住,就地正法,悬首示众——人头就挂在剃头担子前面那支具体而微的旗杆上。
这就是所谓“留发不留头”;但亦有人宁死不屈,特别是明朝的遗民志士。采取两种方法避免受辱,一种是归隐,入山唯恐不深;一种是干脆做和尚,等你来剃不如我自己剃。相传旗丁“唤头”不至,大肆搜索,有所谓“三不追”其一就是寺庙;就因为既逃入寺庙,不落发则终究不能露面,无须再追。
剃发是清初汉人痛心疾首之事,也是汉人受异族压迫的开头;同时也因为清初的旗下蛮横暴虐,跟粮船上的水手、纤夫,时有殴斗,因而成为清帮的公敌,自然摒诸门外。但到潘祖组织粮船成帮时“奉旨剃头”的苛政早已过去几十年了;而剃头亦已成为行业,都由汉人充任,最大的变化是:被剃的由跪而坐,施术的由坐而立。那支旗杆倒还保存遗制未变;只是旗杆上再也看不见人头,而刁斗则正好用来盛放洗头所必需的皂荚。
话虽如此,清帮却对剃头这一行始终存着成见,称之为“扫清码子”;或者也是有意摒拒这一行,借以提醒帮中子弟,当初汉人有此一惨痛史实。无论如何,安清成帮之初,隐存反清的宗旨是可信的,但两百年下来,已经没有人理会这个宗旨;也很少人知道,为何帮中没有剃头的这一行进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