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脱非面陈囗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也；天下无外之理，无外之。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盖尝辟之，力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5〕孟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兼，行仁而过耳，，杨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诚灭理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之弊，孟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猛兽何如也。孟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天下。孟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孟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于晚年，固多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之说，如神明蓍，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固如是，不直则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天下之公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可得而私也，非孔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之过，如日月之，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也。

〔4〕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是邪说诬民，叛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明哉？凡某之所谓“格”，其于朱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