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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四(7/7)

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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