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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四(8/10)

(1200),他被升任侍讲学士,同修国史、提点司天监如故。

泰和二年(1202),他担任了给宋朝国君生日祝寿的副使。皇帝召见了正使完颜瑭,告诫他:“你过境以后不要喝酒,各事听从张行简的。”又对张行简说“:宋人行礼时,喜欢关注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有不合适的,都应加以纠正,凡是旧例有的不能不办。”接着又说“:我听说以前派去的使者过淮河时,往往到中流,就在分界线争渡船,这实在非礼,你自己事先告诉船工,并且对宋国使者说:‘两国和好日久,不要争论细节小事伤了大体。’多说几遍,让他们都知道我方意图。”泰和四年,又下诏说:“每当奏事时,必须让张行简常在身边。”

泰和五年,群臣又上疏请皇帝上尊号,皇帝不答应,让张行简写诏书做批答,同时又询问他宋朝的范祖禹曾经写了《唐鉴》一文论述上尊号的事情。张行简回答说“:司马光也曾经反对上尊号的事情,不过文章没有范祖禹的言词深刻,范认为臣子在皇帝活着的时候就给国君上谥号,颇令人想起伤感的事情。”皇帝说“:你就用范祖禹的意思加以回答,并且说,太祖虽然有尊号,太宗却没有接受过。”张行简要求写文词时不拘泥于用对偶句式,引用范祖禹的一些看法来说明问题。皇帝答应了,这篇诏文写得深刻而有雅意,是一篇很好的代言体文章。

后来,张行简改任顺天军节度使。皇帝对张行简说“:你过去没有治理过民众之事,如今前往保州,这里民情奸伪,难以一时揣测,怎样治理比较合适?”张行简回答说“:微臣遵奉法令,不敢违背,狱讼之事,以详情细察,管好官吏,抑制豪强奸猾之徒,以安定为主,大概能有所成就吧!”皇帝说:“你到任半年或一年后,将所了解到的利害方面重要问题上奏。”张行简到保州以后,上书奏说:“近些时候,收官田给军队所用,早已定过。有再来请求另外拨给的,也都按照要求给予,这事至今不停。但这些名为官田,其实是收取民田送给的,夺民与军,只会开启争端。我所管辖的地方已拨给深泽县田地三百余顷,但又来报告说水淹和沙碱地有三分之二,如果全部听从,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认为应当确定一个日期,不允许再求告为便。”皇帝将奏书批下尚书省议定,尚书省奏请:“如实有被水淹和因河岸崩塌不能耕种的,由本路和运司的佐官查验,尚书省批给按察司复核无误后,再行改拨。如沙碱地贫瘠,应当照已拨为定。”皇帝批示“:可以。”

泰和六年(1206),召回任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送上《太一新历》,皇帝诏令张行简校定。七年,皇帝派中使冯贤童送来一封封好口的御书给张行简,信上说:“朕念及镐、郑二王违背天理,自遭灾祸。草草葬于郊野,已历多年,朕十分痛惜。想追改恢复原来爵位,备礼改葬。卿可详细查阅唐贞观年间追赠隐、巢,以及前代故事,密封奏闻。”又说“:我想让石古乃在威州选择地方埋葬,按时令进行祭奠,同时让卫王从几个孩子中选一人立为郑王的后嗣,认真祭祀。此事既已实行,以理必须下诏,你可草写一封诏文,大体写就后一起封好进上。”张行简便将汉朝淮南厉王刘长、楚王刘英、唐朝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的故事一起进奏,并写好了诏书同进,于是加以施行。累迁至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年,转任太子太傅,他上书谈论议和一事,大意说:“东海郡侯曾经派人来商定议和,因计较一些细节,拖延不决。如今都城危急,怎能拒绝。臣愿陛下再加考虑,暂且包容荒垢,以救生灵。或者如同辽、宋,同为敌国,每岁送去币帛,或二三年送一次。要选派忠诚干练的人员,前去议和,大概可以成功,这样可以缓解目前困境。”当时,百官们的议论,虽然有所差别,但大体以和为主。庄献太子去世后,宫中不设师傅官员,张行简被升为翰林承旨,二品,以示优宠,其余所兼任职务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预备秋天防敌的器械,下令内外官员不论服丧或退休在家的,都要预备弓箭。张行简上书说:“弓箭不是通常使用之物,那些家境清贫以及中下级官员,服丧退休者,哪会有所规定的兵器。如今以军期规定,只能修补残破损坏的,以求应付命令而已,这和仓促制造出来的有何区别?如果在各州郡和猛安谋克人的家里收取,选择优良的购买下来,不够的部分,让有关部门按价购买,这样就能不扰民而事情可以办好。”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相贾益谦也都说:“服丧和退休的人可以免去。”代理参政乌古论德升说“:官员们长期享有爵位俸禄,战事兴起以来,对国家没有一点裨益,况且如今事情已确定并在实行中,再为更改,怎么取信于天下?”这次争议结果,那些服丧和退休在家的官员因而得以免除。当年,张行简去世,赠封银青荣禄大夫,谥为文正。

张行简品行端正,办事细心谨慎,被皇帝所知遇。他从初入翰林院到太常寺、礼部,终身掌管贡举官员的要职,缙绅们都以此为荣。他和弟弟张行信同居几十年,没有人说过闲话。所写的文章有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有关会同、朝献、。。舉祭礼、丧葬等事,均有记录,同时还有《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书,都收藏在家里。

刘炳,是葛城人。每次读书,看见古代为国家万世安定谋划策略的忠臣烈士,就赞叹仰慕。贞祐二年(1215)中进士第,当天上书皇帝分列了适宜做的十件事:

“其一曰:任用诸王来安定国家。我看过去几年,王师屡战屡败,大都是自己先输。太平的日子长了,人民不懂军事,将帅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患难的谋略,又没有效力至死的节操,对外假托做事谨慎的美名,内心为自己的安全打算,挑选勇猛果敢的跟随自己,委派疲惫懦弱的到阵前交战,阵势稍有移动,望尘先逃,士卒跟着跑而大败。朝廷不加追问,只是增加兵力。因此法度日益混乱,仓库空虚,市井衰败,土地日缩。从圣驾南迁,远近相望,更无斗志。官吏把在河北任职当作不幸,徘徊退避,没有人敢前进。从前唐天宝末年,洛阳、潼关相继失守,皇帝夜逃,如果不是太子返回灵武,统帅诸将,那么西行的人将老死在剑南。我希望皇上把各王中杰出的人选出来,统领天下兵马,驻军北方重镇,向远近地区传递檄文,警告有关军政要事。那么四方闻风者都将自奋,前死不避。抵御敌人的困难,无大于此。人们可用勇气激励不可用力强制,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这就是古人首先以身作则然后威严发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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