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极合适的事。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道义。”由于主管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出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
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按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道义进行规劝,以法律进行责罚。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如果是在东部许多地方听到这种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如果只开一个头,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财物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乱,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道了。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
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
“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强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出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马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物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处的。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乱,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骚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进贡。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种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物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出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深深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乱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处,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来呢,其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