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贾没有被权臣的诬陷吓倒、他也知需要自己来表白来辩解，不然的话误解会更加严重。他首先说明了自己用珍宝结诸侯，完全是为了秦国和秦王的利益，本不是什么“私”接着列举姜太公、仲、百里奚、晋文公的例，说明是人才就不怕低。更一步，他指能为国力作贡献者，并不需要虚名和清名，作为在上者，一定要有讲究实效、纳污垢的作风和襟。

在中国这样一个很重视理德的社会，诽谤他人最常用最狠毒的办法就是从德上攻击他人，当过小偷、骗过女学生、卑贱等等，这些东西又都是过去的历史、查无实据，所以可以信开河、极尽诬陷之能事，而且对人们的看法判断影响极大，对当事者的自尊极威胁。象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臣一样，韩非用一些无关国事的个人德问题来污蔑姚贾，事情虽小，却能轻易地改变秦王对姚贾的信任和看法。

秦王又说：“寡人听说你是看门人之、魏之盗贼、赵之逐臣。”姚贾仍是不卑不亢：“姜太公是一个被老婆赶家门的齐人，在朝歌时连都卖不去的无用的屠，也是被良驱逐的家臣，他在棘津时卖劳力都无人雇用。但文王慧独，以之为辅佐，最终建立王业。仲不过是齐国边邑的商贩，在南穷困潦倒，在鲁国时曾被囚禁，齐桓公任用他就建立了霸业。百里奚当初不过是虞国一个乞丐，价只有五张羊，可是秦穆公任用他为相后竟能无敌于西戎，还有，过去晋文公倚仗中山国的盗贼，却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这些人，无不卑贱，负恶名，甚至为人所不齿，而明主加以重用，是因为知他们能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假如人人都像卞随、务光、申屠狄（古代隐士）那样，又有谁能为国效命呢？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会计较臣的过失，不听信别人的谗言，只考察他们能否为已所用。所以能够安定国的明君，不听信外面的毁谤，不封赏空有清之名、没有尺寸之功的人。这样一来，所有为臣的不就不敢用虚名希求于国君了。”

是秦王召来姚贾问：“寡人听说你用秦国的珍宝结诸侯，可有此事？”姚贾坦承无讳：“有。”秦王变了脸说：“那么你还有什么面目再与寡人相见？”姚贾回答说：“昔日曾参孝顺父母，天下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儿；伍胥尽忠报主，天下诸侯都愿以之为臣；贞女擅长女工，天下男人都愿以之为妻。而臣效忠于大王，大王却不知，臣不把财宝送给那四个国家，还能让他们归服谁呢？大王再想，假如臣不忠于王，四国之君凭什么信任臣呢？夏桀听信谗言杀了良将关龙逢，纣王听信谗言杀了忠臣比，以至于死国亡。如今大王听信谗言，就不会再有忠臣为国力了。”

秦王叹服：“卿说的在理。”于是仍让姚贾使列国而责罚了韩非。

评析

其实姚贾所指的不重清名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优所在，那时儒家还没有列为正统，后代那德至上的虚骄之气还没有充斥官场，务实神而非泛德化为国家增添了活力、为战国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颠峰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