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赋予万的形，必然成双成对；这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思虑的安排理，要使得前后上下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相如、张衡、蔡邕等杰的作者，特别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雕细刻，使骈偶句和丰富的文采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好的言对，以巧为贵；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而右边是劣。若所写事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睡。所以，必须到事理圆合，对偶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的俪辞了。照这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理自然就清楚了。

（三）

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总之，事本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巧及其所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对偶像光彩的并鲜，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饰，就如那兼有各玉的杂佩。

（四）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官于楚国，病中仍发越。”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对偶中，司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照此推究，各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