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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贡两龚鲍传(7/10)

下您了。臣下我认为,要完全恢复到太古时代的情形已很难做到了,最好是适当仿效上占以自我约束。《论语》说:“君子乐节礼乐。”现在宫室已建成,无可奈何,没法更改了,其他方面可尽量节俭。过去在查地为天子制作服装的三服官,每年送来的服装不过十竹箱,现在齐地的三服官用工各数千人,一年花费好几万。蜀郡的广汉主造金银器皿,每年费用各五百万。少府所属三工官官费年耗五千万,东西织室也是如此。厩棚内食粟之马将近万匹。我曾经跟随您到太后宫,太后赏赐我酒席,所用酒杯、几案都绘有花纹和金银装饰,这些都不适合用来赐宴臣下。太后宫的花费也是不可胜计的。天下的老百姓之所以出现因饥饿而丧命,其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百姓因饥荒而死,死后又无力安葬,尸骨被猪狗所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与之相反,宫中马厩中的马匹却因终日饱食粟米,致使人们为其过于肥壮而发愁,并且担心它精力旺盛而容易发怒,便天天让它遛达活动,用以消耗它过剩的精力。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难道就该如此吗!苍天难道没长眼吗?漠武帝当政时,又多搜罗美色的女子数千人,用以充实后宫。待其驾崩后,昭帝年纪尚小,霍光把持朝政,不懂得礼教的正道,妄自大量收藏金钱财物,以及乌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共一百九十种,都作了武帝的随葬品,全部埋入地下,又把后宫女子安置在园陵守节,极大地歪曲了礼制,违背了天道人心,同时也未必符合武帝的心愿。昭帝驾崩时,霍光又是如此行事。到孝宣皇帝去世时,陛下您也没有表示更改前制的意思,臣下们也就依旧例行事,实在是令人痛心啊!所以使得天下之人都承此风,娶女都大大超过了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至数百人,一些豪富和官宦之家,白养歌妓至数十人,于是便出现了宫内府内多怨女,宫外府外多旷夫的情况。至于人们的丧葬,都是不惜空虚地上,而将物品大量随葬地下。这种种令人痛心的现状,其根源起于主上,其罪过却在于臣下因循旧例的行为。

希望陛下您深入考察上古之道,遵循其节俭的风尚,大量削减车乘服饰御用器物,削减去三分之二。子嗣多少本由命定,陛下应审察后宫女子,选择其中贤德者留下二十人,其余的都让她们回归自己的家中。各陵园内守节女子中没有子嗣的,也应都遣返其家。仅杜陵内就有宫女数百人,实在让人哀怜。宫中马匹不要超过数十匹。衹保留长安城南苑地作为田猎的场所,自城西南至山西乃至鄂等地的苑囿都恢复为农田,分配给贫苦百姓。现今天下百姓遭受饥馑之苦,难道可以不大量削减自己衣食住行的费用,以救济百姓,顺应天意吗?天生圣人,就是为了天下民众,并非祇让圣人自行欢乐而已。因此,《诗经》有言道: “天意难承,为君不易;”“上天时时监察着你,不可心怀二意”《论语》云“当仁不让”,做皇帝的衹可以圣人之心参诸天地法则,譬照往古贤哲,而不应和臣下讨论。如果臣下曲意奉迎,衹会按照君王的意志行事,我贡禹一腔拳拳之忱,不敢不尽我的一片心啊。漠元帝很欣赏贡禹的忠诚,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韶令太仆减少了食谷的马匹,令水衡减少了供观赏的食肉的禽兽,并把宜春下苑的土地划出来分配给贫民耕种,又废罢了角抵等游戏和齐地的三服官。升任贡禹为光禄大夫。

不久,贡禹上书说:“当初我年老贫穷,家财总计不到万钱,妻子儿女粗食不能裹腹,粗布衣服尚不蔽体。有田地一百三十亩,蒙陛下错爱征召我,我卖掉百亩田地购置车马以奉诏。到达京城后,被拜为谏大夫,官秩八百石,薪俸钱每月九千二百。太官供给饮食,又承蒙赏赐四时所用之布匹衣服、酒肉以及各种果物,恩德深厚。我曾患疾病,陛下派御医屈尊诊治,仰仗陛下神灵得以不死而活。又被升为光禄大夫,位居二千石,薪俸钱每月一万二千。俸禄赏赐更多了,家境日渐富裕,身位曰益尊贵,这实在不是像我这样的草泽愚臣所应当蒙受的荣光。我私下常想,终究没有办法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惟有日夜惭愧而已。如今我贱龄已八十有一,气血衰竭,耳已不聪,目已不明,不可能对国家对朝廷有所贡献了,衹是所谓空食俸禄,有损朝廷形象的废人罢了。我又暗自伤心离家三千里,衹有一个刚年满十二岁的儿子,没有人能在家为我置办棺椁,养老送终。真怕一旦跌倒气绝,不能再活过来,玷污了宫室的席子,尸骨弃于异乡,孤魂归不了故里。怀此私愿,十分希望能辞去官职,返回故里,若能如愿,便死而无憾了。”元帝批示说:“朕因为先生有伯夷之廉洁,史鱼之刚直,遵循经义据守古道,不盲目趋从世风,孜孜不倦为民请命,为当今俗世少见之高尚贤良之人,因此而亲近先生,希望先生参与国政。如今还未来得及多听听先生的惊世之论,先生却说要隐退,难道是先生有什么遗憾不顺心的事吗?还是因为和当朝其他官吏志趣不投呢?以前朕曾指示金敞转告您,想在您在世之时就让您的儿子蒙荫食禄,您已经明白朕的心意了,现在却又说儿子年少,无人为您养老送终。以天子之命护佑先生的家庭,即使有一百个儿子又怎能相比呢?俗话说‘勿怀土,,先生又何必日夜思念故乡呢!请先生多进饮食小心生病,保重身体。”此后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适逢御史大夫陈万年逝世,贡禹便接替他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之位。

自贡禹在朝为官后,多次评论政事得失,上书数十次。贡禹认为,古时人民没有赋算口钱的负担,从汉武帝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起,开始向老百姓征收重赋,百姓生养儿子长到三岁,便要开始交纳口钱,因此百姓十分困苦,以至于出现生下儿子便杀死的现象,实在是很悲惨可怜。应当规定小孩七岁换牙以后再交口钱,年满二十岁再开始交纳赋税。

贡禹又说古时候不以金钱为货币,专心于农事,因此,一人不耕作,定有因此而挨饿的人。现在汉家实行铸钱,并且诸铁官都纷纷设置官吏和差役刑徒,遣派他们开凿矿山,挖掘钢,一年费工十万人以上,平均一个中等劳力的农夫可养活七个人,这样一来,每年就有七十万人经常遭受饥饿之苦。凿地数百丈,破坏了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砍伐树木森林没有季节时令的限制,水旱之灾未必不是由此而产生的。自从开始铸五铢钱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百姓犯私自铸钱之罪而被判刑者甚多,富贵之家积钱满室,尚不满足。民心动摇,商买追逐财利,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使用各种手段,享受着精美的衣服食品,每年获取十分之二的利润,却不用交纳租税,而农夫父子却暴露于田野之中,不避寒暑,拔草碎土,手脚都长满了老茧,已交了谷租,又要交禾秆税,乡部之吏还有各种名目的搜刮勒索,不可胜供。因此人们都抛弃务农本业而追逐商贾末业,从事农业生产者不到总人口的半数。天子虽赐给贫苦农民以田地,但他们还是将它贱价卖掉以从事商买之业,穷困之极就起而为盗贼。这是什么原因呢?末业利大而人们易受金钱诱惑!因此,奸宄邪恶之事屡禁不止,其根源都在于金钱。要消除种种奸邪的现象,就必须禁绝产生奸邪的根源,应当罢除掌管采掘珠玉金银及铸钱的官吏,不再铸造货币。禁止贱买贵卖的市场交易,废除原有的计百物之铢两抵租税的法律,租税、俸禄及赏赐都用布帛和谷物,使百姓都归于农桑,追遵古法,于国于政都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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