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的，论罪要以刖刑。弥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瑕，弥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别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我啊！不顾自己味来给我吃。”等到弥瑕衰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又曾经把吃剩的桃给我吃。”所以，虽然弥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憎，然后说。

大凡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君主有卑下的念，但是不能克制，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君主有过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说者就为他举此事的缺并揭示它的坏，而称赞他不去。君主想自夸智能，说者就替他举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据，使他从我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说者想向君主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言。伊尹过厨师，百里奚过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低贱的事来求得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说者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说成功了。

龙作为一动，驯服时可以戏着骑它；但它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说者能不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迹象上把这事猜测来了，事情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说者的，如此就会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病，如此就会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说者同样知此计，如此就会遭危险。勉君主去他不能的事，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遭危险。所以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价。谈论君主喜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