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瞪大了睛看着队长脸上的那地刀疤，无论如何想象不来地情况。

“事情就发生在2002年11月7号，我当时所在的某特大队忽然接到作战任务，说有一境外地特大毒品走私团伙要在边疆某地与境内的犯罪分易，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山谷隘伏击双方参与易的人。那是我参加的好多次作战任务中最普通不过的一次任务，队凌晨三发，五到达指定位置，潜伏了六个小时，中午的时候，终于等到了这两伙人。就在战斗即将打响的那一刻，情况忽然复杂起来，我们有一位第一次参战地战友由于经验不足过度张，提前开了枪。对方倒下一个以后，就像受惊的兔一样四绍了两旁的原始丛林里。于是伏击战变成了搜扑歼灭战。我们全人员在山谷一侧将近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大搜捕，那帮毒犯知自己罪孽重，迟早是个死，依托手中的武，对我们行了殊死的抵抗。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下午四多。直到贩毒分大分被击毙，我们的增援队也全到位。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严正平似乎也陷了的回忆中，语调有些凄凉，钟国龙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中队长有这样的表情。这表情能让人在一瞬间忘记掉所有关于严正平的冷酷、无情、严厉…面前坐着的这个上校，此时更像是一位讲述者，或者是一个谈论着家长里短的兄长。

“后来，我继续留在了队，转了士官，又考上了军校，提了，一路在军营里面摸爬打，而这时候远在外地打工的家兴，却与我联系越来越少了，从一开始每个星期写信，到后来一两个月写一封信给我，一直到最后，我甚至有半年都不知他到底在哪里，到底在什么。最后一次来信，我记得是在秋天，他在信上跟我说。他这几年打工十分的顺利，说攒了不少的钱，还说等将来我回去，他给我盖新房，娶个漂亮嫂…”

我和一位战友一组，沿着规划路线一路搜索过去。刚刚走到密林，忽然，一声枪响，我看着我那战友一栽倒在地上，鲜血从后脑冒来，人已经牺牲了。我发狂一样地转追击开了黑枪逃跑的那个毒贩，一直追去十多公里。最后他的弹打光。被我用枪在了一悬崖下面。他浑颤抖着举起双手，转过来。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就是我地好兄弟严正兴！

严正平，说：“正兴比我小一岁而已，我六岁他五岁的时候，我们没了父亲，我们在母亲地拉扯下一直度过了十几年的艰苦生活，可是后来他和我走的路却完全不同。我十八岁就穿上了军装，从此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离开过队。而他，中毕业以后就四打工，靠自己打工挣下的辛苦钱给我们得了毒症的母亲治病。那时候我在队少的可怜的津贴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母亲每个月几百上千的透晰费，全靠他用血汗换回来，为了这个，他当过民工，也过小买卖，还去山西背过煤，一直到我们的母亲去世，正兴受了比同龄人多上几倍几十倍的苦。即使是这样，当我的服役期满，想复员回家的时候，他还是写信告诉我，要我留在队，说队的人才有前途，并且写信跟我保证，说家里的一切都有他，有他在，母亲耽误不了治疗。”

我脸上涂着迷彩，他没有看来我是谁，我可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我喊了一声他的小名，正兴像遭了雷击一样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把他追到绝境的解放军战士居然就是我，他的亲哥哥。他跪下来求我，哭得泣不成声，不住地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糊涂，不该走这条不归路，他跟我保证，只要我能放了他，他保证重新人，老实地回老家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