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1我才起床，想起要到肖家村福利印刷厂取锌版回公司，我牙也没刷就骑上车走了。在印刷厂和生产科长吃了午饭，喝了二两跟斗酒，回到公司已是下午3。

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在1992年之前，一个传呼机值两千多，甚至要托关系才能买到。它是一个男人份的象征，是一个男人正在大事的标志，和两年之后的砖手机一增，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

送走王建南，走火车站已没有公车，我和周家梅沿着府南河往九桥慢慢地走。那是一生中最甜的一段路，这时，我们已经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了，虽然外表还不算特别般。她偎着我，白衣黑裙步履蹁跹，一路上很多英俊的成都街娃侧目而视、愤恨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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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街上卖菜的太婆在内，每个人手上都有几十辆轿车或者几十吨螺纹钢正等着手，价钱都低得吓死人。当然，最后还有1%的聪明人在搞策划，策划的都是大生意，比如给月球的内外墙粉刷涂料、给长江加一个锅盖、开发飞机转弯灯生产火车胎等国际化的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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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到传呼后，在电话里说这些事可信度更，当场可以把男人们镇住，也让女人们慧识英雄。

来回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一

当年那恋的觉如今再也无法会，那天，我走师大的校门，沿着沙河走回家里。一路上又是激动万分、又是偷笑不已。

长期以来，我们就有了以取人的习惯，以前的说法是“红婆，绿婆，青献给大托。”90年代初有些县份上也说：“小母，母，青献给传呼机。”

送周家梅送回学校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觉自己失恋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都很幼稚，也许周家梅的矜持和拒绝是那个年代少女的本能，是她们初次向男人托负终生的谨慎而已。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在公司的广告业务上很发奋，居然碰上了一笔公司业务范围之外的印刷单生意，我没拿回公司，和王建南合伙三天时间就把货了，净嫌了3000元，王建南说功劳主要在我，他只拿1000。我持把1200放在他手上，他拿上这笔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准备到北京去混。

这是我长大以来，平生第一次为女人泪。

1800元加上以前的积蓄，我买了一个传呼机。伟大的传呼机！我一直为当年买传呼机的壮举到得意。因为这传呼机在我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姚的原因，在回到成都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的女人肯定是贵州女人。

传呼机别在腰上，别人不一定看得来，当时我们谈业务之前，通常都会事先安排一个同事或者朋友，在某某刻呼我一下，关键时候“嘟嘟嘟”地响起来，我们就在客面前得意地拿起电话，装模样地说一大堆，电话里说的全是百万以上的大生意，诸如：“那20辆丰田车赶快发过来”、“你先打一百万过来，那几十吨钢材已经发货了…”

周家梅梳妆完毕后，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时候我们法律意识都很烈，我们都有犯罪，尤其我觉自己就是*未遂。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传呼机，周家梅才能在周末的一个关键时候和我联系上。

星期四下午周家梅没有课，我们一起给王建南饯行，吃过晚饭后，我和她一起去火车北站送王建南到北京。

在她宿舍楼下，我们难舍难分，好几次她从楼厅里泪满面地跑来，我胡地把她抱起来，她说，明天下午一定要来接她。她上楼不久，523的窗台上就现了一个影。我也没走开，站在楼下，看着她靠在窗台边上，再摸摸我上被她泪打的衬衣，我下了不知是激动、还是忧伤的泪。

其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有90%的人都在作汽车生意，剩下9%都在钢材。

从吃饭时起，我就发现今天周家梅和往常大不一样：有时温柔贴、有时嗔可，让我莫名其妙、魂不守舍。一路上我的传呼机响了好几次，我在电话里所谈的话题都是中国经济领域、以及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事件，让周家梅崇拜不已。我差异想天开想给国布什回个电话，谈一谈海湾战争的事件。

到了九桥我们又走到师大，她明天有课不能住在我家。从晚上10走到凌晨2，我们都没有丝毫的倦意。

也就在那一年夏天之后，我心目中最的女人沈秋，离开四川去了广州，从此远离了我们共同的80年代，我们的青时光。

呼海啸、气势如虹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姚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一边提上包裙一边说：我们差就把公厕的围墙整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