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告诉周家梅，我对她的情是真的，甚至比情诗所表现的更真实、更烈。

大街上混混吵架的路数差不多，以威胁和恐吓为主，当时我们称之为“带丝绒手的铁拳”和“用温柔的声音行恐吓”1997年《广告法》台以前，我写了很多广告语，其实质内容都是恶狠狠的，甚至充满了诅咒：一个女人是否成其为“真正”的女人，主要取决于她是否用某妇女保健用品。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周家梅说，当初为了泡上她，我耍过一些招：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情诗，其实大份内容都是王建南帮着我一起写的，当时王建南大量引用了当年写给他初恋情人沈秋的情诗。

周家梅躺在台的藤椅上，突然转过来问我。

第二年，周家梅的父母终于同意她到成都，应聘在《华西日报》记者。

从此，周家梅对王建南和沈秋之间的韵事特别好奇。成熟女人一般就很少有好奇心，尤其对男人的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正是情开始的基础。

所以她最后说：“也许这就是缘份吧，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

“要是我父母再反对下去，我也要沦落风尘，我好想当一回女啊！”她说。

那天晚上，周家梅果然像一个风尘女，或者说，她表现来的想像力，就是我们以为的风尘女。究竟像不像我们都不知，那天晚上之前，我去过风月场所，却没有见识过所谓的女。

平静的生活需要耐心和容忍，有时候，周家梅就不能容忍了，同居之后她发现我不读书，我也发现，周家梅读书，几乎所有时髦的畅销书她都在读。最让她奇怪的事，我再也不像初恋时那样，有那么多动听和诗意的话语，因为我把自己仅有诗意都献给了广告事业。

而一旦她们好奇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平时我们一有机会和王建南一起玩，周家梅就会问：“你和沈秋怎么回事嘛？为什么要分开呢？太遗憾了。”

1995年，我已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门主，有一次到重庆去洽淡一笔广告合同时，接待我的某企业厂长正是周家梅父亲的同学。

我旁边一桌是三个十七、八岁的成都小妹，正吃得满面通红，她们穿着清一的吊带超短裙，琥珀一样的肤，一个比一个。

显然，我坦白得并不完全彻底，最后我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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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家梅的威之下，我虽然早就听说过“舞厅”但一直没去过。她们报社经常报警方突袭“舞厅”的新闻，她们的报往往都是这样的：“…昨夜青羊区公安分局还突袭清查了顺城街一线的5家地下舞厅，在‘云’茶坊

那年夏天，周家梅和我搬到了海蓉小区，筑起了我们的巢，小区的台很，每到夜，我们喜躺在台上聊天。

正是盛夏的夜，周家梅着片褛，看起来无比风，这婆娘居然还意犹未尽地说：“脆我下辈就当女，你说好不好？最后从良嫁给你，你要不要？”

比赛完了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没有回家，在育中心东门外的小巷里上吃串串香，本地人称之为“手提火锅”

“沈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父母反对，所以和王建南分手？”

王建南不着边际地说：“可能就是因为太浪漫了吧！”

真是谢“缘份”这两个字，这最不可靠的东西，最容易成为女人说服自已，也说服别人的理由。

当时我看周家梅的父亲有些嫉妒，毕竟他的坐驾还只是桑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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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我去看全兴队比赛。那时甲A联赛正是最火爆的时候。四川全兴打上海申那场比赛，因为央视要传播，时间在下午。

从此，我和周家梅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也从那时起，我们的情从狂中慢慢走向了平静。

周家梅说幸亏我说了来，她说她早就有所猜测，那些诗一定有王建南的功劳。

半年之后，当我坐着公司的二手尼桑到重庆看望周家梅时，她仿佛在迎接一个真正的白王。

我说不可能，听“建南”这名字就知他父亲是什么的，当然是“建设大西南”时期的，沈秋父母怎么会不同意。

周末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就和王建南在文化路那一带“缠粉”成功率很低，也从来没发生过实质外遇。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祖国各地到是莺歌燕舞，文化演活动多如，周家梅在报社的工作忙得来天黑地，经常差采访。

那一天川队赢了球，所有人都很开心，像过节一样。

我猜测，她们大概就是所谓的“沙厂”地下舞女。

其中最靓的一个我晃一看很像香港影星关之琳，只是她更瘦一些，俨然一个脱了的关之琳。

我只好说：“要，当然要，我现在就要你的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