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指责我，两张嘴一齐动，我一言不发；她们批评我，言辞激烈，我一脸漠然。再后来，她们也觉我的异常，坐下来开导我，她们整整陪了我一下午，到了晚上，我开始泪，我们都没去吃饭，晓梅买了些啤酒。我终于说了隐藏心底的痛苦，我说，在我的潜意识里，就是希望我会有一天，在战斗中死去，那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

鼎沸的人声接着传，我看见了一只话筒正在门晃动着，迅速反应过来，拉开卫生间的窗，了去，好在分房时考虑妈妈年岁大要了一楼，要不然以我现在的脚，这样快捷的动作，也许摔个骨折也未可知。我站在单位家属楼的另一个门里，伸见一队穿着白地红条嵌金线制服的鼓乐手，正在我们楼区前原地踏步，整齐划一地演奏着行曲，一群拿了摄像机和照像机的人，正情洋溢地往我们那个小门里挤。在我藏的门里，厅里一位长正要来上班，扶了镜满心疑窦地着这个场面，一迭声地向我发问：“这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我装傻充愣地摇摇，故作镇定先悄悄走了几步，看见没人注意，就开始跑起来，我跛了一条一气跑家属院，跑上人行，发现有路人在愣愣地看我，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然还穿着睡衣和拖鞋。这时，一辆奥迪轿车嘎地停在我边，一个人把探了来，大声喊着：“施慧！”

我只在乎那只箱。

世事往往这样，无论有天大的事，如果肯说来，有人分享，痛苦就会变轻，再激烈的情也不过如此。当我终于有所解脱时，我已经是连职，在一次训练中，为了保护新兵，我从四层楼摔下，踝关节粉碎骨折。是接上了，可是基本废了我的童功，我再不能任何剧烈的动作。

极其冲动，一小事都可能翻脸。每次执行任务我都全情投，异常拼命，为了冲在前边，我本不顾及别人的受，人人觉得我是为了名誉在搏取风。伴之而来的是我不停地受伤、住院，而这其间，到底什么时候提、立了多少次功，受了什么奖，我统统都不记得了。

刘厅长的神就有瞧稀罕的觉，和我说到辱不惊，不居功自傲当然好，可是他为领导，却不能看沙里埋珠。我告诉他，我在队的时候已经心疲惫，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平平静静当个最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国家和单位对我都很照顾，医药费从来都是全额报销，我对我目前的状况很满意，不想有任何变化。

可能是看我态度十分决，领导尊重了我的意见，见我的脚不便，还给我放了工伤假。我刚刚在家休息了一天，要命的事儿就来了。

有一天，于晓梅和程垦表情严肃地来到我房间，她们拿一样东西，是我刚刚得到的一枚军功章，她们告诉我，这是清洁工从垃圾箱里拾到的，我竟然把奖章扔在了垃圾箱中！

那次劫持人质事件过后第二天，我瘸了一条去上班，我们司法厅的刘厅长已经知了情况，见了我一路拉我了他的办公室，乐得都有合不拢嘴，他从外省份新调来没多久，还不知手底下有一个特警的职员。我见势不妙，赶主动向领导汇报思想，我告诉他打死我也不当什么典型呀模范的，我尤其不想让同事们知我有什么特殊。

我被评残，转业到了地方，军转办据我的立功受奖情况，把我优先分到家乡省会的司法厅，我成了一名政府公务员，单位帮我解决了住房，我把老妈接了过来，也算尽了女儿的孝心。我那时已经25岁，开始有心的亲戚同事帮我张罗介绍对象，我也想应该嫁了，这是每个女人必走的一步，可一个一个看下来，不得不觉中，我成了困难，和每个人我都见不到第三面…

那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因为不用上班，乐得轻闲自在晚起了一会。我正洗脸漱，突听外面鼓乐喧天，鞭炮大作，我心静惯了，理都不想理，倒是妈妈有些好奇，大概是自家姑娘老大不嫁，她就格外上心别人家的喜事儿，老人家一边念叨着：“这楼里谁家要娶媳妇呀？”一边开门要去瞧闹，突然“哎呀”一声退回来，我从卫生间探，看见一只硕大的篮十分稽地从门了来，跟着又一只，一下就把小小的客厅给占去大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