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东涟市，每次都会和吉戎菲见面，每次也都是单独相一两个小时，彼此的谈很私人也很，真的像弟俩促膝谈心。前后三次，他们都谈到提问题，吉戎菲说，现在的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伯乐制度。伯乐制度是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贤制，我们现在津津乐的所谓伯乐相的故事，就发生在秋秦穆公时代。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说》，其中千里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谈到这个伯乐制，吉戎菲良多，她怀疑历史上本没有伯乐其人。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岭，秋和战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岭。除了其他人们熟知的之外，吉戎菲认为，用人机制的改变，也是这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袭的分封制，西周的灭亡，其实也制在分封制的不合时宜。代之而起的是举贤制。举贤制相对于世袭的分封制，肯定是一大步，然而，举贤却是一典型的人治产，没有制度保证，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贤才推举上来。吉戎菲觉得，秋战国时期的人很善于用寓言说事，他们想说明当时伯乐相

似的用人制度存在大缺陷，才编了这么个寓言。韩愈的散文在结尾时也说得清廷明白，千里之所以不成其为千里，是因为策之不以其，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如果往一步探究的话，韩愈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天下哪有伯乐存在？既然没有伯乐，也就本不可能分辨千里和百里了。正因为这用人制度无力选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开始了科举取士，也就是说，科举制度是比伯乐制度先得多的人事理制度，不仅仅是时代的步，而是人类的化。而我们现在，又复古倒退了，回到伯乐时代去了。现在的组织门太僵化，每次让他们去考察，就是一个伯乐相的过程。其实，我们的组织，哪里有伯乐？就算有一两个伯乐，也被提到了组织长副长的位置，他们是不需要亲自去相的，相反，那些派去相的人，都是一些低级官员，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几个人谈话，提一些不疼不的问题，记录的评语，就像老师给学生写的期末评语，全都是空话话，用在谁的上都适合。吉戎菲说，现在组织门所作的评语，你需要反过来猜，比如他们说某个人工作能力，你不能理解成此人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很可能是作风霸蛮，独断专行。说某个人思想开放，你以为这个人有很好的工作思路那就错了，它很可能想说的是，这个人在男女关系方面比较开放，养了很多个小二。再比如说，有改革神，很可能就是无视法律法规，任意胡为的代名词。只要上面想提某个人，组织门，就可以将此人所有的缺全写成优。唐小舟说，好像现在搞的民主测评以及个别谈话，也是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吉戎菲说，太对了，现在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比哪一项工作都形式主义。比如民主测评，能评个什么东西来？那些反对者敢写反对吗？就算敢写，也是极少数，也是表面的。何况，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简单的同意和反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更多的人，不愿参与或者就算参与了，也是在走形式。因为他们知上面原本就是在走形式嘛。至于个别谈话，那就更是走形式了。谁都不能保证，这样的谈话，是否会传到当事人的耳中，所以，几乎没人敢说真话。加上谈话对象很可能是被安排的，无论说好的还是说坏的，都被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