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她认为这有损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

一张名片被秘书送到刘海洋手中，然后转身正准备轻步离去，被支队长叫住。他扭头局长，再认真一眼手里的名片说“记者来采访，《滨江都市报》报的。”

刘国权摆摆手，思绪好象还在刘海洋刚才介绍的案情分析中没有拔出来。他对支队长说：“你告诉这个记者，现在没有什么可采访的，请他过一段时间再来，客气点。”

刘海洋说：“这是个女记者，也是名记者，昨天现场搜查她在场，知道一些情况，前段我们打黑那个案子就是她采写的，不错。我让她到我那屋等等，我见一下，正好我也有问题想跟这个人请教。”

刘国权沉吟一下，点头同意了。

趁在会客室等待的时间，柳雅致打开记事本，迅速添加和改动了一下原来拟定的采访要点。在她的记忆中，采访刘海洋这还是第一次。

在新闻工作者的观点来，实权在握的人，一般不希望迅速让公众知道一些事情，澄清事实，她认为只有得到事实真相他们才会让自己决定取舍。因此，刚才回报社中途转变想法又返回准备直接采访支队长，请求他同意自己那些奇特的犯罪证据，柳雅致不抱多大希望，只是不甘心而已。

没料，秘书不客气地挡驾。

后来柳雅致把亲眼所见到的那戏剧性场面，说给刘海洋听时，不得不为超前的“合作”意图在企图压垮她的小官僚秘书面前辩护。这些公-安-部门之中，有一个是以管理领导健康和安全的、很难对付的秘书官僚们组成的集团。

她们眼着一切非正常的东西从眼皮底下诞生，却一点意识也没有，她们唯一想维护的“原则”就是领导，不像其他领导采用好言相劝的方法，以使让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记者退出，小秘书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方法。

柳雅致这么描述谢小娜的方法“她抵-制我们记者，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我们造成的，向前推进的每一小步都很难。”

听者只笑笑，没有说话。刘海洋是距离领导最近的人，当然随时随地先于他人领会到刘国权的脉动。下属对他又何曾不是如此。

“请您进来。”一位警装严整，年约20到2岁，表情礼貌中未脱尽稚气的年青警官走出来向她微笑说“支队长请您里面谈。”

警官在柳雅致的背后关上房门。这是一间豪华的办公室，50平方米的空间里，以支队长背后的那面国旗最醒目庄重，其他装璜和摆设也显示主人与享受生活的老板们有毫不相同的品味。

她在真皮沙发上坐下来，发觉办公桌后面的客气笑脸转变成严峻的神情。

她打开包，取出记事本和小采访机，心里七上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