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得买，当然得请。这是国规矩，必定要这样。可是中国人穷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个月拿二百块洋钱——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这一笔费用？”他显然是说开了，我很注意地听。“要是了这么一笔钱，就顺当地订婚、结婚，也倒好喽，虽然订婚要许多钱，还能不买俩金戒指么？金价这么贵！结婚要许多钱，月必须到别玩去，国的规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钢丝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发是必要的，钢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国地毯还好，连国人也喜它！这得用几多钱？这还是顺当的话，假如你了许多钱买东西，请看电影，她不要你呢？钱不是空了？国常有这事呀，可是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不起！你看——”

了摇：“危险哪！”

“你又不是女人，”他叹了长气。

“可是牺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涂炮。

“女人！澡盆里多么脏！”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国，只有上海。

“你得给她买东西吧？你得请她看电影，吃饭吧？”他好象是审我呢。

我对这个人没办法。他

“嗯？”也好，我倒有机会练习眨了；他算把我引了迷魂阵。

过了两天，我觉来，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预备功课。只要我一到那儿，博士就象儿似的飞了来。这个人寂寞。有时候他的角还带着泪，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见我到了，赶跑过来，连泪也没顾得。因此，我老给他个笑脸，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

“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我问。

“一个人去走！”他的睛，虽然那么洼，冒些火来。“我陪着你，那么？”

不久，我就得到了个机会。老梅托我给代课。老梅是这么个人：谁也不知他怎样布置的，每学期中他总得请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这一回是，据他说，因为他的大侄被疯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不他怎样吧，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该这样。

虽然是时节了，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我一看见他，就得望望天。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苦雨凄风的境界，能把屋里的光给赶了去。

我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往下说，大概是把话忘了；也许是被“中国”气迷糊了。

他的回答倒还一致，一句话抄百宗：没有女人，什么也不能。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说博士，我都没接碴儿。他对博士有不敬，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颜，虽然博士给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还不大明白他，我只觉得他象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氓，也不是在国长大的：不完全象中国人，也不完全象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儿。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往，是“龙生九，各别”的那有趣。

老梅把钥匙给了我，我虽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预备功课。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国？”老梅是有故意开玩笑。“真哪！”博士又郑重起来：“国家家有澡盆，国的旅馆间间房有澡盆！要洗，哗——一放：凉的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放了，从新换一盆，哗——”他一气说完，每个“哗”字都带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国的自来龙。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中国人脏得很！”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嘴差碰到脑门，鼻完全陷去。

我这才明白过来。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他有这个好：他能满不理会别人怎么向他发楞。谁发楞谁发楞，他说他的。他不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谁明白谁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的朋友呢？

此路不通，我又转了弯。“找朋友吃小馆去，打网球去；或是独自看小说，练练字…”我把销磨光的办法提一大堆；有他那责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去走走总该行了。“怎能一个人走呢？真！”博士又叹了气。

“啊！”我敢起誓，我没这么胡涂过。

等到我们下了楼，走到院中，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光斜在他的上，鼻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他的上前后地微动，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我们快走到校门了，我回了回，他还在那儿立着；独自和光反抗呢，仿佛是。

过了半天，他又找补了一句：“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法走。”

我心里说：“我你呢！”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阵式，总攻击了。“那不是什么难事。”

老梅乘博士“哗哗”的工夫，已把袍、鞋，穿好。博士先走去，说了一声“再见哪”说得非常地难听，好象心里满蓄着泪似的。他是舍不得我们，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国”澡堂去，无论是多么净！

“你总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