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也都不是反面人；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嘘和掩饰都毫无用。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净整齐，有些屋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房间要是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了一笔钱，便可以搬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这里的嘈杂和混，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一个象什金那样到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不，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兴就算是尽职了。收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抗战初期跟着儿回到四川（儿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媳妇的钱。她她的儿，她为他的境到不平。她越是儿，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校对和“瓶”勉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弱，功课，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

我们最近才开始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孝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