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关于《寒夜》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liu》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shen上也发现我大哥的mao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shen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dao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zhong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tou机上，后来给埋葬在ba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chun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ting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shen的jing1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cui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qiang加于我，我自己shen上本来就有mao病。我几次校阅《激liu》和《寒夜》，我越来越gan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tou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tou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寒夜》和写《激liu》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he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ting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juti的计划，也不曾hua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过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dao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chu1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zuo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zuo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zuo大官的才有权有势。zuo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tou：这zhong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chu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he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chu歌颂“生之huan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hou剧痛，声音全bu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昔。”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zuo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dao他shenti弱，不知dao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he。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bu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chu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chu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luan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yang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zhong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dao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bu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