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作品，这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缺少自由缺少衣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

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极端嚣张跋扈，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在中国这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

在中国目前这景况下，文学能够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富于活动与弹”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置在中央宣传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什么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以“唯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