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风又生”我在版社的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跨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犴。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一九八二年复夭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贴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封我为“周扬黑帮”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作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狱，在那些“红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眙换骨去了。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代材料的多佘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夜谭十记》中一些人又到我的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里写我的作品。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小说的经过，也是《夜谭十记》这一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世的权利。但是且慢。这一小说还到底要多久才能版，送到读者手里，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这小说能不能蠃得读者，很没有自信。我曾经不止一次对版社的编辑说过，我已老了，这书也老了，而“老了”就是落后和陈旧的标志。这小说和现代洱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肴这些几十年前胨谷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吞吞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这俗的民间文呢？不过听编辑的同志说，从已发表的片断来看，还不算坏，可以表我的特别风格，而且从在中央台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看，也颇不恶，至少有趣味，还可以当作腐败透的蒋介石王朝的一面观。既然如版社的旧约又必须认帐，那就让它去见世面去吧。

—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成都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0年，人民文学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來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鼓励我写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它大量文稿、索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来，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识途揪来”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连篇累牍地刊登来。想些文章的辞夺理，捕风捉影，血人，苈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