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其台，这些都是著名的红人，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３〕为《自由谈》的“台”（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文总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显，还描左翼作

《自由谈》态度转变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脑了。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又何尝不知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８〕（铨）遭了暗杀。

…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垒，而此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４〕，却在《文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这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５〕，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６〕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７〕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心要自由，又不明言，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本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脑简单的人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这两刊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辣辣的不好惹，索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底里喃喃地漏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