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此书中国早没有了，是从日本拿回来的——这所谓“诗话”又不是现在人所说的诗话，乃是有诗，有话；换句话说：也是注重“有诗为证”的一类小说的别名。

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好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的，而结果倒好像是豪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写华容上放曹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后来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

这《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虽然是《西游记》的先声，但又颇不同：例如“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这与其说时代，倒不如说是作者思想之不同。因为《西游记》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论人极严，以为唐僧岂应盗人参果，所以必须将这事推到猴上去；而市人评论人则较为宽恕，以为唐僧盗几个区区仙桃有何要，便不再经心作意地替他隐瞒，竟放笔写上去了。

二、《浒传》《浒传》是叙宋江等的事情，也不自罗贯中起始；因为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关于他的事情，从南宋以来就成社会上的传说。宋元间有如，李嵩等，即以浒故事作小说；宋遗民龚圣与又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又《宣和遗事》上也有讲“宋江擒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等说话，可见这故事，早已传播人，或早有简略的书本，也未可知。到后来，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的《浒传》。但原本之《浒传》，现在已不可得，

罗贯中名本，钱唐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他的小说很多，可惜现在只剩了四。而此四又多经后人改，已非本来面目了。——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随便改动它——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有的说他因为了浒，他的孙三代都是哑，那可也是一谣言。贯中的四小说，就是：一、《三国演义》；二、《浒传》；三、《隋唐志传》；四、《北宋三遂平妖传》。《北宋三遂平妖传》，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的事情，平他的有三个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称“三遂平妖”《隋唐志传》，是叙自隋禅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这两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会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的，是《三国演义》和《浒传》。

一、《三国演义》讲三国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有“说三分”就讲的是三国故事。

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了一个著名人，就是罗贯中。

苏东坡也说：“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涕者；闻曹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在罗贯中以前，就有《三国演义》这一类的书了。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取来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至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是否于创作，还是继承，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但明嘉靖时本题有“晋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编次”之说，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的。但是现在的《三国演义》却已多经后人改易，不是本来面目了。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有三：（一）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1〕，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