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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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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2〕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gan觉锐min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3〕和你底《“醉yan”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zuo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chao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shen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liu,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jing1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mei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liu和下liu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liu的广大shen缓,足以guan田亩,驶ju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shen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ding。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liu,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liu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shen整个的价值了。这zhong评断,chu于着yan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chu于着yan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luan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liu,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liu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mei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mei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han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ma,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yan,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guan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zuo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han有显著的时代jing1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shen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gan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gan觉锐min一点。摆在他们yan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zhong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chu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dao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jing1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se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shen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jing1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nu(Taine)〔4〕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zuo地盘而chu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chu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chu这zhong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jing1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qiang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愤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shen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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