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唉——难啊——”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那个戏。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的人。”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老师生前喜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情在睫”“孤意”和“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矛盾。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心脏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诗词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明，此人当数第一！”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显然的疲倦。

，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我几乎被这怪论吓了一，一时之间也分辨不自己同不同意这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俞老师的脸真的很不好。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天，很有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我不再说什么。

“对，对，对。”

“晓风，你要知，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相同的都没有！”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他又赞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到什么很温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手，但我喜他那论事从宽的襟。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不好。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问老师。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比较研究啊！”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昂扬冲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

“是‘才之笔’对吗？”

师母穿一件枣红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尘。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