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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的时代(5/7)

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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