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神的大餐。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歌泣的诗篇。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合污。

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节平均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烈，而是细长，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开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大的动力，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上山，而石一上山，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的推石。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没有神的日到了，没有英雄的日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黎司法官上演狼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腾腾，七八糟且生气。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和被嘲。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的情景，他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于帝国王朝和共和制的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于他浪漫的心，还是于先知？他专制就已经预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去，往回走，直走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的声音。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就是拉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比亚的加西亚。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而艺术呢？像艺术这样有虚无的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