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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考(5/10)

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有时候成年人对强盗的传说,要比对革命党更有兴趣。如要说王金发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只是他辉煌的传奇生涯开始,那么他一度为匪,占山为王,则是他的传奇乐章的深入。在这之前,他根据徐锡麟的安排去做,后来又听从女侠秋瑾的指挥。徐锡麟和秋瑾殉难了,王金发顿时失去了革命的方向。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革命陷入了短暂的低潮时期,和党人的联络中断了,作为清政府到处缉拿的重点对象,王金发屡屡陷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当土匪自然有充分自由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非常艰难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会站在“匪”一边,恰恰相反,除了特别了解王金发的人之外,大多数穷人很可能会去向官府告密。事实上,王金发不止一次陷入困境,为了逃命,他不得不率部逃入深山。秋去冬来,天寒地冻,加上官府的追捕更加严了,王金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正当王金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发出了指示:“秋瑾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1908年春,革命党人浙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其美,从日本风尘仆仆回国,为了重点浙江反清的革命烽火,再聚光复会旧人,陈其美多次派人密赴嵊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叫做杨侠卿的同盟会员终于找到了王金发。于是王金发再次和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脱身去了上海。手下人如何安排,史料上没有留下记载。王金发是大孝子,临行,没忘了带上自己的老母,还有他第二个老婆沈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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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打岔说一说陈其美,又很难继续往下叙述。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起义中,蒋介石和王金发,是陈其美手下冲锋陷阵的两员得力大将,因为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终于获得了紧随孙中山左右的机遇,这机遇使得他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青云直上,最后成为国民党中的第一号人物。国民党中著名的“二陈”即陈果夫和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这“二陈”在后来一再被蒋介石重用,显然和蒋的报恩思想有关。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以后,蒋介石曾将其尸首搬到自己家里入棺成殓。当时孙中山也在上海,亲临现场吊视遗体,抚尸大恸。由此可见陈其美和蒋介石,陈其美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

浙江籍革命党中,由于徐锡麟和秋瑾已经殉难,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中,应该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和陈其美四大将,前三人都是光复会员,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其中章太炎和蔡元培文人气太重,是文化名人,不擅搞暴力革命,陶成章不一样,他是光复军的领导人,有一个咄咄逼人的绰号叫“焕强盗”陈其美似乎没有参加过光复会,他直接参加了同盟会,从资历来说,陈其美要比这三位低一些,然而其功劳,却在三位之上。陈其美是革命后的第一任上海都督,在光复上海,光复杭州,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等历史事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孙中山曾说过:“陈君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

相反,蔡元培章太炎以及陶成章,在光复之役中,其功劳和冲锋陷阵的陈其美相比,要逊色得多。陶成章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到半个月之际,被刺于上海广慈医院。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英士纪年》,在这一年的1月14日一栏,仍然明确无误地写着:“凌晨二时,指使蒋介石派人于广慈医院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面还引用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确定陈其美是杀陶成章的主谋。陈其美是否真的指使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这一直是个扯不清的案子。有个化名叫岑梦楼的,写了本小册子《王金发》,在王金发死后不久印行,据说发行了几万册,当时可算是了不得的畅销书了。在这本编造痕迹很强的小书中,王金发被说成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这种说法一度很流行,即陈其美指使蒋介石,蒋介石又安排了王金发。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我觉得鲁迅的看法可能最接近正确,鲁迅与王金发和陶成章都认识,和陶的关系要更深一些。陶成章被刺大殓时,身穿黑呢大衣,拍了照片,有人将这照片寄给在绍兴的鲁迅,鲁迅看了照片,还流了泪。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问过鲁迅,会不会真像小册子上所说的那样,是王金发枪杀了陶成章,鲁迅很生气地说:“造话!”“造话”是绍兴土语,意思是瞎说和编故事。人们所以会对历史有兴趣,有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文字和口头流传的历史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瞎说和编故事。尽管鲁迅先生和蒋介石也是同乡,但是作为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鲁迅骨子里是文人气,他不喜欢蒋介石身上的狼人作风,有趣的是,鲁迅明明知道陶成章的死和蒋介石王金发无关,但是偏偏不写文章辩诬。周建人说鲁迅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曾专门对陶成章之死作过调查,结果他带些赌气地说:“蒋昧了良心,宁可错杀九十九,冤杀了千千万万好人。现在让他戴着皇冠背黑锅,活该!”此时,蒋介石已经得到天下,鲁迅觉得自己根本犯不着替他说话。

也难怪王金发会有刺杀陶成章的恶名。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1908年春天,王金发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了搞暗杀的职业高手。他本来就是绿林好汉,陈其美誉他为“聂政”一样的英雄,搞暗杀正合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脾气。在初到上海的一段日子里,王金发被人津津乐道的事,是毁家纾难,1908年的夏天,王金发偷偷潜回嵊县老家,将家产统统变卖了,然后将所得银两,全部捐给了同盟会,至此,王金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曾说其母“售田得资,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进学之学费”显然不确,因为王金发根本就没有去日本。很可能是王金发向母亲隐瞒了这笔钱的正式用途,事实上,陈其美和王金发等,正是利用这笔钱,在上海接盘了天保客栈。有了天保客栈,便有了一个联络各地会党志士的机关。

王金发成了天保客栈的老板。上海有租界作掩护,清政府拿革命党常常无可奈何。1908年冬天“两浙各府属代表”聚集上海,筹议举事计划,会还没开,就有人向官方密报,于是天保客栈被抄,一位叫张恭的同志被捕。经查,出卖这一情报的是刘师培。刘师培早年同情革命,颇负才名,也算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天保客栈被抄,张恭被捕,江浙武装计划就此夭折。陈其美召集党人商议,说欲报此仇,非有“聂政”不可。于是王金发“慷慨自任”带着枪便去找刘师培算账。许多书中都记载了这一幕,王金发拎着枪,找到了刘师培,二话不说,就要扣动扳机。刘师培吓得跪地求饶,发誓将以自己的性命,确保被捉同志张恭的生命安全。事后,刘师培果然到端方那里苦苦哀求,求端方万万不能杀了张恭。

这样的故事今天说起来,多少带有一些滑稽色彩。刘师培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学,擅长以字音推求字义,以今言通古语,并用比较通俗的文字,编定经学和文学等教科书。他的文学论文,也常有独到见解,对中古文学史颇有研究,撰著很多,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共74种。以学术地位而言,刘师培在近代学界,可以列入大师级,但为人,却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永远为人所不齿。一是当了同盟会的叛徒,出卖同志。一是后来袁世凯称帝,刘师培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再次成为国人眼里的小丑。

由于王金发对刘师培的恐吓,张恭的性命终于无虞。刘师培无脸面在上海住下去,逃之夭夭,他妻子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不知后怕,继续在上海滩鬼混“花天酒地,吐漱生云”并打算进一步出卖革命党人“某日汪自妓院出,金发邀之于途,拔枪击毙之,从容而去”从1908年到上海,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王金发在这期间,一直是陈其美手下的重要大将。他的身份,颇有些像锄奸团长,或者是暗杀队长,惩治叛徒,暗杀奸细,经他手送命的坏分子,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专与革命党作对的青帮头子,有吞没革命党人募款的香港某公司经理,有与侦探差不多的石某。王金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他出入于浙西和皖南,曾到香港学习制作炸弹,而且还去过南洋的新加坡。

暗杀活动,在清朝末年曾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手段。自徐锡麟暗杀恩铭以后,革命党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暗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10年汪精卫慷慨赴北京“引刀成一快,莫负少年头”刺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的宣统皇帝还是个毛孩子,刺杀摄政王等于刺杀当今皇上。和汪精卫的壮举相比,王金发的暗杀要逊色得多,可是也实际得多。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几年,王金发是一个富于传奇的实干家,是侠客,是义士,是革命的打手。在公理不申、黑白颠倒的社会里,暗杀会使敌人受到震慑,使胆小鬼闻风丧胆。暗杀能解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但是不可能解决最后的问题。暗杀虽然很刺激,很有英雄气概,有时候却会使问题走向反面。事实上,暗杀的手段一旦被滥用,就会表现为不分青红皂白。

在王金发诸多的暗杀中,譬如被许多人称道的“枪杀胡道南”就有些莫名其妙。胡道南被杀的理由,是因为曾联名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密,导致了秋瑾女侠的被捕和被害。这说法显然有些牵强,把秋瑾蒙难这么大的事,推在一个地方的乡绅身上,那是不负责任的小说家的想法。以王金发之身手,枪杀一名毫无防备的乡绅,实在易如反掌。胡道南在完全不明白的情况下,被革命党人在大街上击毙。胡当时是清查公款公产董事,他以前办过府学堂,办过劝学所和禁烟分所,为人心平气和,且品端学粹,蔡元培后来写过《胡道南传》,专门为胡辩冤。事实证明,暗杀有时候也会草菅人命。不过,杀错就杀错了,干革命,真杀错几个,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杀错了,还不许辩诬,就有些惨了。王金发死了以后,革命党人写文章纪念他,陈去病称其为“莽男儿”一个“莽”字,十分传神。王金发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候,是在扮演拼命三郎的角色。王金发身上的戏剧性,就在这可爱的“莽”字上面。

王金发似乎还没到杀人如麻的地步。不管王金发有多莽撞,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被刺,肯定和他无关。王金发是个讲义气的人,和陶成章情同手足,下不了那个毒手。事实上,陶成章之死,不仅和王金发无关,而且和陈其美蒋介石也无关。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是想自相残杀也来不及。文字记载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查找旧档案,阅读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很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会,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当时有大量的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文人办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御用文人更不要脸的。在有关王金发的大量文章中,诬蔑的文字要远远地超过赞扬的文字。因此,说陶成章死于王金发之手,显然是无中生有。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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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对王金发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谢震在《王季高君行述》中谈到他辛亥革命前的经历时,曾不无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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