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得晚，来得快，路上迎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胡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雾往门上，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瑟缩地打开，雾比人先去，印格被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兔上…过氧乙酸的雾漫天飘落下来，掉桌上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金丝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我们了呀？”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看就要哭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去，安她们。我在门等着她，她来的时候大概知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来。”小伙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里，打开背上的雾，齿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嘴无的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向远。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镇静下来。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

他孤零零，背着雾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扛回家。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也不能再跟。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了罩：“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上，一人两个蓝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不知从哪找了一个白护士帽着，有一让人恐惧的稽。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的胶手，往袖上箍一箍——他的手太小了，老下来一小段腕。他看着我。我们不知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睛。

单脚着往下扒拉鞋，踩在上差摔倒。抬，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罩勒的一一稽的印。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一。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他说：“五一后才是峰，小心。”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我吓了一。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图片）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