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