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