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眼睛只是有点轻微感染，但看上去十分吓人，谁也不会想去碰她们。我很快想出主意来打扮自己。我把早上我们喝剩的粥倒了一些出来，把稀的米汤倒出来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抹了个遍。米汤干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个粗手粗脚，相貌难看的老村妇。我又把剩下的米汤倒到个暖瓶里，里面又倒上些鸡血。我命孩子们把鸡窝里剩下的鸡蛋全拿来，连臭蛋也要，都放进篮子里。就这样，我们打扮整齐，走下山坡，去火车站。

我们出门才走了百来步，就见到一个兵。我放慢了脚步，就着暖瓶喝了一口。那个兵站住不动，等我们走近了才拦住我们。

“你们去哪里？”他问。我们五个人都抬起头，我看得出他脸上流露出恶心的神情。孩子们抬手抓头。我未曾开口，先朝手绢上咳嗽一阵，随后把手绢折一折，特意让他看见上面沾着血痕的痰渍。“我们到集上去卖鸡蛋，”我说。我们举起篮子给他看。“您要不要来几个？”他马上挥手叫我们过去。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米粥鸡血汤，含在嘴里。我们又被拦下来两次，我两次都大咳特咳，吐出肺结核病人特有的血痰。身旁的小孩子瞪着满是绿脓的眼睛抬头看着。

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我从车窗里看到高灵在站台接我们。她斜眼看我下车，好容易才认出我。一走上来，她嘴巴张得老大，惊问：“你是怎么了？”我最后又往手绢上咳嗽一口，吐口血。“哎呀！”她大叫着退后一步。我立刻开怀大笑，笑得都停不下来了。我乐疯了，终于可以松口气，总算安全了。

高灵跟我抱怨：“这些天来我都担心死了，你就知道开玩笑。”

我们把孩子们安置在从前学生的家里。接下来的几年里，有的结了婚，有的去世了，有的把我们当作义父义母来拜访。我和高灵住在瓷器口老墨店的后房。还请潘老师和于修女来跟我们同住。至于说高灵的丈夫，我们都但求那家伙早已送了命。

如今墨店是张家的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怒火中烧。宝姨死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很少想到这位棺材铺张老板。现在他整天支派我们多卖快卖，吆东喝西。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父亲和外公，给宝姨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毁了她的一生。可是我转念又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离敌人越近，就越有机会。我决定在墨店里安顿下来，一来这样比较方便，二来我也可以寻找报仇的机会。

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鲁托芙小姐终于从战俘营放出来了，可是病得不轻。我们四个赶紧跑去看她。她住在一个叫赖利夫人的朋友家里。我们一进门，就看到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几乎不成人形。从前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西洋女人喝牛奶，所以xx子特别大。可现在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厉害，脸色也差。她坚持要站起来欢迎我们，我们坚持让她坐着，不必跟老朋友客气。细看她脸上胳膊上肉皮都松了。从前红色的头发现在变成灰白，也稀了。“你怎么样？”我们问她。

“还好，”她面带微笑，兴致不错。“你们都看到了，我还活着。日本人饿不死我。可蚊子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生了疟疾。”

学校里有两个小孩子生疟疾死了。可我没告诉格鲁托芙小姐。我们有的是时间，坏消息留到以后再说不迟。

“你得快点好起来，”我说。“我们回去把学校重新办起来。”

格鲁托芙小姐摇头道：“那间老庙没有了。被毁了。我听另外一个传教士说的。”

我们大惊。

“树木，房屋，一切都夷为平地，全都没有了。”旁边的赖利夫人点头说。

我很想问问墓地怎么样了，可没说出口。我心里的感觉，就跟知道开京死了那天一样。一想到开京，我不禁想记起他的模样。可我只能记起他墓上那些石头。他活着的时候我爱他有多久？他死了以后，我伤心难过又有多久呢？

赖利夫人接着说：“等我们在北京找到房子，马上就把学校办起来。可眼下我们得让格鲁托芙小姐快点好起来，对不对，露丝？”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拍格鲁托芙小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