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丈夫接着说：“所以，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搞清楚谁是真正和主席站在一起的，而且是从始至终和他站在一起的。”武克勤问：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合适的理由下，他们分开房间睡了。好在当初就是并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分开很方便。很多年后，想到这段历史的变迁，武克勤还有一联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原本就埋下了一分为二的伏笔…

对方的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尊重，或者说多少淡化了她对丈夫固的成见。多年来，她对丈夫的冷蔑不断增长，夫妻关系之所以维系下来，除了有环境、惯及社会舆论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难被他人觉察的原因，那就是陆丈夫时而还能有一些引起她注意的言论。

武克勤眨着，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陆丈夫说：“所以，你的策略就是，永远和主席站在一起。和永远胜利的人站在一起，你就能够永远胜利。”武克勤瞟了丈夫一，说：“谈何容易？”陆丈夫说：“作为这个策略的派生原则就是，你要永远和与主席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

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说：“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注意，她瞟了一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这个阶段的领袖人和英雄人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台。”

陆丈夫还是尽可能地抓住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当然，一些大革命也有从始到终都持胜利的人和力量。”武克勤稍不屑地问：“谁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始至终持胜利的人？”陆丈夫扶了一下镜，摸了摸凹陷的两颊，说：“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和很多大革命一样，风云人此起彼伏。”武克勤问：“那有没有持到最后胜利的？”陆丈夫说：“在中国，只有一人或者说只有一个人从始至终都会胜利。”武克勤问：“谁？”

陆丈夫回答：“泽东。”武克勤把前的一摞材料拨到一边，说了一句：“那还用你说？”

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的辖下工作时，妻的觉并不好。而丈夫的这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以后，当他们每晚并排躺在床上时，经常现一难堪的沉默。再后来，他们尽可能避免同时上床，总是一先一后，后上床的总是在先上床者已经睡或者快要睡时才上床。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上有那么歇斯底里地她、抓她，最后把她疼了。她推起他的，不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到月光照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如何安自己和安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搂住丈夫的肩膀抚他，然而，她没有这样，隐约中有另一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样，然而，她没能那样，她缺乏哄的力量。人经常在微妙的矛盾状态中，这时一是一否的相反抉择常常只是微微可察的细小差别，而这细小差别有时却决定了其后的一切。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一边把伸直并拢，低下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光明和黑暗又将两人分开了，第一个人自然是开着灯上床，第二个人常常是闭着灯上床，在黑暗中似乎可以不惊醒先睡者而保持和平。当先睡者实在无法用伪装的熟睡避免尴尬时，他们就并排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月光，或者看着黑暗的天板，说一些国际国内的大事或者校内家中的琐碎。

她一瞬间又生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一的力量都没有。脑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