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在中南海，他是最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

前的汇报还在行。他既是在听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觉。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６月初在杭州的那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臭未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之乐就是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撞的会议，在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烈的印象。

这样想着，前又浮现今年６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威不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泽东很平稳地说：“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情况你们相机理。

在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了一个让全都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他知，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给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他又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躯比他们都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得多的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大，天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有的权力是微不足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文化大革命的必要。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