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掖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窸窸窣窣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悟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大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人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潮涌般的人群，她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侮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下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一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前，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么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的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嶙峋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