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煤把她和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托车砸个稀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

孙煤讲完，一仰，让一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超凡脱俗的觉。“了，就那么回事。”

我是从得知团支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后悔的。是我葬送了他。不然他会很好地活下去。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读很多书，猛学文化，把画也画到一定平。他有实际或不大实际的打算，统统都被我葬送了。他是为我死的，而我是为了什么，我却搞不太清。

在千千万万个读者中，我就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我是个没了个，浑闪着理想之光，一分钟也闲不住，只想着献献，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一个忙忙碌碌、脑简单的东西。

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血的。血若是自，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她的亲属病危，她拒绝了探亲假；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同志；她刻苦改造世界观，每天大量好人好事，比如扫地，喂猪，冲刷厕所；救火中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结果受伤倒；抗震救灾中，她不畏塌方，抢救国家财产；在她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要我，快去救别的同志！…”

“你和他很相，我不胡说。他早就你，很早很早，这瞒不住我。”她这时已托着治疗盘走到门。难我这副样还在乎什么不吗？也许哪一天，她来例行治疗程序时，发现我已死了。那时还存在什么不的问题吗？那就全解决了。

记者们决不放过我。因为我勉能讲几句话。“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是什么？”老问题。啊呀，我烦！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个念没别的，就是后悔。他们一听，又重新开导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是什么？”我仍说是后悔。他们再重新开导。假如死神放过我，这群人会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跟我纠缠不休，医生不得不再次轰他们去。但他们的文章还是他们的愿望写了。

我应该信。我他，因此我信。

想到我猝不及防、恶作剧式的死，我觉得很开心。

我对着报上这个据说是我的人纳闷起来。老实说，我不认识她。我好像突然一下知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人。我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也不兴去了解她。我对着她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壮烈行为目瞪呆。

她替我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力为那张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的那些事我讲不，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真的。你信吗？”

有人看见力这家伙骑着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力那家伙，他的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我恨自己啊。应该有人把我逮起来，而不是对我一个劲鼓。我葬送了那么好一个正直的人。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力的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的致命弱。“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了。”

但徐北方没照他说的去，以致招来

可我的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上，简直像大难临。他对考试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在考场过去。我的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可悲的地步呢？而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一件骇人听闻的氓事件。

能证实团支书正直的事太多了。当力冲徐北方寝室搜查那张画时，徐北方跟他起架来。团支书在楼下听说此事，百米冲刺般回到房里。他站在门犹豫了一会，看看应该帮谁。这时力已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已将画翻来，正满腔妒火地朝徐北方扑去。团支书一下冲上去，拿他庄稼汉地的摔跤本领，使力猛栽下去。他住力，对徐北方叫：“快！快把画撕掉！然后烧了它！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