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混沌,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一九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搞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下列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