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班”于是乎。

然而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

这个班的班址设在外文楼内。但是，前门不能走，后门不能开，于是就利用一扇窗当作通，窗内外各摆上了一条长木板，可以借以登窗楼，然后走一间小教室。这间教室内是什么样？有什么摆设？我不清楚。在我中，虽然近在咫尺，却如蓬山万里了。

这一批牢禁们，是很懂政策的。把我们这“劳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实行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念经、说教与耳光并举。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平。现在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时候了。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班的。我觉得，对我们“劳改罪犯”来说，前的苦日，挨打，受骂，忍饥，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够过去了。但是，瞻望将来，却不能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之日呢？我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却没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岛屿。我盼望着现什么。这望穿秋的日真是度日如年啊！现在现了特别班，我认为，这正是渡过大海的轻舟。

然而人是会变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这也未可厚非。但是，对我这一个“异教徒”他却表现超常的敌意。我被“揪”来以后，几次在外文楼的审讯，他都参加了，而且胡瞪，拍桌砸板凳，胜过其他一些参加者。看样是惟恐表现不自己对“老佛爷”的忠诚来。难是因为自己曾反苏反共现在故作积极状以洗刷自己吗？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想法。否则，一般的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解释，还是不够的。

牢禁们不知是据什么标准，从“劳改罪犯”中挑选来了一些，这个班。

（十三）东语系一个印尼语的教员

特别班的学员有一些让人羡煞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佩领袖像章，他们有权利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在棚里，党员是剥夺了党费的权利的。特别班学员是否有了权利？我不知。我每次听到从特别班的教室里传来歌颂领袖的歌声或者语录歌的歌声时，那悠扬的歌声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学员们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权，我也是羡慕得要命。比如他们敢在牢房里翘二郎，我就不敢。他们走路抬得似乎一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么想也能够踏着那一块长木板走到外文楼里面去呀！

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到“黑帮大院”解散，特别班的学员也没能真正变成龙过了龙门。

木板上，辗转反侧，浑难受。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路两旁筛沙的活。我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都没有了。

（十二）特别班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里。白天没有什么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本不可能的。知识分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了，我升级了，升一个更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这一位教员原是从解放前南京东方语专业转来的学印尼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人非常聪明，读书十分勤奋，写来的学术论文极有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留学印尼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也曾尽了绵薄之力。因此我们关系很好。他对我毕恭毕敬。

有一天早晨我走“黑帮大院”钦赐低，正好看到写在路上的大字标语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供全囚犯饮用。我不知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打来，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茶炉那里泡上一杯茶，上一烟斗烟。好像是乐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