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吗？"我说："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我是高级工程师呀！"他们都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