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放寬了文章的境界了。如此，纔是要寫戀愛方可以寫得非常好的。這境界寬闊，就是禮樂文章的底子。現今的青年作者中，文筆精緻高華的好幾位，這裏就要看各人的志氣來是其文章的品級與前途了。志氣惟士有之，小市民的是慾望與打算。

朱熹、王陽明的詩文，人若不為道學，不會去讀它。但是我們全不為什麼而讀蘇軾的詩文，不為哲學而讀莊子，不為學歷史而讀史記，不為文學而看紅樓夢，可以請個看個無數遍，也還是喜歡，想之不完。這即是禮樂文章。文章要忘記禮樂，因為文章就是禮樂。文章更要忘記文學。文章要隨便翻出哪一段都可看。

好的文章從哪一段看起來都可以，因為它豁脫了旋律，又彷彿連沒有一個中心事件做主題，然而處處都相見。

四

詩經的頌、大雅、小雅，是士所作，國風是民所作。士的文章的體制，列于“文心雕龍”，不說內容，單就那規模的完備已為西洋所無。民的文學是民謠、童謠、平話與章回小說、戲曲，亦西洋無其比。民的文學皆帶國風的一個風字，西洋文學首先就沒有這個風字。

中國而且是士教化民的文學。周禮王制，太史採地方民間之風謠，誦于天子，以之觀政之得失。教化也不是士指導民的文學，而是像文王之化行于南國，而漢水有游女之詩。這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的關係，又是西洋所沒有的。

這士與民的關係，原來是王官與王民的關係。

周朝的王制建立在井田制，士皆是王官，民皆是王民。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之上是大夫，分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皆有祿以代耕。大夫仕于朝廷，以及為鄉遂之長。而士則在于民間，依于井田制的各單位，率民祭祀，發動耕作與收穫，掌學校教化，率民築堤治水，率民軍訓與出征，率民作器車通有無，率民警護關防。

列宁的發想，工農兵蘇維埃，是以工廠區與農村為單位的，結合工農兵的組織，生產與政治為一體，立法司法行政為一體，而以共產黨員為領導。這與井田制的王宮王民有類似，但是兩者在性質上與效能上完全不同。

中國的井田制到周朝止，行了三千年，是自然生成的，為禮樂政治的基盤。而蘇維埃的基盤，國有土地與國有工廠的產業政治單位編成則是造作的，未成情操，而指令以階級鬥爭為意識，其黨員的指導地位彷彿類似王宮，但怎及士的知性與有感情。井田的王宮王民融合的行動力，遠比蘇維埃的更強大切實深遠，蘇維埃的行動力卻是誇張的，狼費的，經久了容易陳腐，遇外敵就會解體。井田的王制多有文物的創造，蘇俄卻是連文學也沒有了。如此拿蘇維埃來一比，更知周禮王制雖在今日看來亦還是最新式的。

中國文明的政治不是權力的統治，而是教育的政治，昔人所謂王化，今讀了周禮的王官與王民，纔真的明白了。而且從王風這句話，重新明白了中國的文學從王官與王民的關係，重新明白了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

有人曾說，要中國遍地都是教會纔好了。但是教會何如井田制，牧師也不及士，牧師只管祭，士則兼管祭與政。井田制度至周末而廢，但其精神不改，實質多有留存。實質如管仲立州閭鄰伍之制，還是因為有地方之士為幹部。秦廢封建為郡縣，郡縣之冶也還是靠地方處處有士為幹部，于民如王官之于王民。所以中國能不像歐洲封建的受領主統制，比歐洲的早一千八百年前就行起了郡縣制。其實郡縣制亦不過是上面廢了諸侯，地方的州閭鄰伍還是從來就有在那裏的。

王官與王民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是王官與王民共治，所以世界上惟獨中國之民自古以來一直親近政治，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便是由于此。民間起兵時也是士與民在一道。

精神上最顯然的是表現在文學，中國是士的文學也非常接近于民的文學，民的文學也非常接近于上的文學。士的文學有採桑、採蓮、採菱、搗衣之詩，是寫民之生活風景，民的文學如民謠童謠平話則多講政局時勢與英雄豪傑之事。而且兩者在情調上與見識上非常接近，還有是在對女人的情調與見識上亦兩者差不多是一致。這都是中國文學所獨有的。

以下就專來說民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