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無領導能力了。

蓋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傑者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孫詒讓一人。耶律楚材是禪僧之徒，他從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華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沒有有為之士的強大集團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堅、崔浩對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間起兵，士又不能領導，所以從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對于士完全沒有敬意，他隨意殺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壞。若有像楚漢之際的與隋唐之際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這樣卑劣。

明朝與清朝都是最沒有創造性的。

明清士專于儒，儒專于科舉八股，亦有為朱王理學，或訓詁之學的，他們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識，亦不知天下形勢，亦不會文學。否則清初康熙帝倒是個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漢文明，並研究西洋科學的，他對西洋的新知識都親自來學。他只是拒絕了傳教士的勸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智士幫助他，正可以開出一個大有創造性的新時代的。

當清朝康熙時，歐洲的科學新知識與方在開始的世界新形勢正可以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大刺激，當時若來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晉南北朝時接受西域文明的餘裕。康熙帝比俄國的沙皇彼得更早，當時中國還趕得及與英法德搶先併驅進入蒸汽機工業革命。英德法及后來的美國的進入現代產業，是依其原有的經濟構造的不同而變革出來的，所以雖一般的是資本主義，而在其過程上與體質上亦還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時的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國家更有餘裕使工業革命可以自然成長，用不著像英國的荒廢耕地做成蘭開夏機器紡織業的牧羊場，也用不著待童工女工那樣殘酷，也用不著那樣爭奪世界殖民地。當時若就來做，是可以使機器工業被涵養在中國文明裏，與農業手工業有一調和，它可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遠比西洋更新的產業體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時若有這個，則全世界的歷史都將為之改觀。康熙時中國確是有這樣做的機會，現在孫先生的開發產業，節制資本，與世界大同的遺教，與我主張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輔佐的產業新體制，早在康熙時若于新知識上完全開向西洋，是可以大有餘裕來自然地形成，被創造出來的。

然而康熙帝時沒有像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士幫他。

從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來越變成閉塞固陋，沒有人像漢唐之士的對帝王“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而且他們也自外于民間起兵。太平天國就可見得是士與民間起兵無緣。曾國藩這邊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雖然平了亂，也缺乏創造性。

欲知當年事，只須看當年的文學。

自宋末至于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固陋已極，但民的文學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劇，說書說白蛇傳，說秋香三笑，小調唱孟姜女，閑書看三國演義，說唐，精忠岳傳，征東征西。士的文學固陋，是反映國之政治已失風光，而民的文學的好精神則見證了中國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從反元朝的民間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間起兵，但是可惜了幾次都是當時之士不夠來領導。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義當初，志士遠溯黃帝紀年，纔是士的第一次覺醒，他們對世界的新形勢與新知識開了眼界。且自從孫先生，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使人想起西漢賈誼的陳時事疏，三民主義原稿與建國大綱更是直接從周禮而來。鄒容的“革命軍”文氣似楚辭。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蘇軾的明快。可是言文學者多不及之，以為中國近代文學要從五四時代的文藝作品算起，這是把文學看得太單薄了。“山河歲月”與“革命要詩與學問”就是繼承漢魏的、與孫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體，而把五四的文學來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