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保留，而自然有制約，像一朵花開足了，而不會是把花瓣的輪廓來破壞，無保留與制約原來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后寫成人社會的艱難事情，寫焦桂英唱的“人世風波險十分”，寫一個世界的沒落與新生，你有本領，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寫得無保留，然而自然制約，不會寫成喫人社會的“狂人日記”或變態慾情。因為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是文明的古老的記憶，也是今要建設的新時代的底樣。

我偶而給我所喜愛的人寫信，被說我的信寫得不親。不知我是與朱天文朱天心亦不親的。袁枚怪蘇詩少情，但蘇軾被罪獲釋貶黃州時遊淨居寺詩有云：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

靈山會失散，八部猶光輝，

願隨二聖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憂患后如見了親人。而我的憂患是遠比蘇軾的更大，我若見了母親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話，我亦但是柔和有禮儀，不會有淚的，不但沒有親暱，還像是不誠懇。其實蘇軾于朝雲亦惟云“事余以禮”，不說親暱的話。夫妻相敬如賓只當是平時的，憂患后才知此語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這句話很大，是對于史上的世界劫毀的，這回因袁瓊瓊一提，纔又知還有一句“至人不親”是把憂患都化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來禮儀這樣東西，我們平常只當是形式多于情操，生活順境時來行行的，卻竟是可以含蓄著怎樣重大的處境與怎樣強大到無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無保留與制約為一的自然秩序。現在來講文學創作，就是要知道有這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裏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曉得這個，就夠你在文學裏寫怎樣重大複雜激動的事實，場面與情緒亦可以總是有餘裕的，像袁瓊瓊說的“單身的時候是頂秀氣的，女式的單身。”

九

史上新文學之興，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發見的刺激。

天文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引起了對自然界新的讚歎，這是發動新思想與新文學之始。因為對自然界的改觀，引起了對文明的原理與思考方法的再審定，所以新文學必與新思想並行。我讀小學時正當五四運動開始，暑假回鄉下，晚上在簷下乘涼，聽中學的表哥講西洋的科學說星有多少光年的距離，抬頭再望望星空，不勝嚮往，若沒有這嚮往，是也不能發新時代的大志的。彼時不久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風動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風動。史上若沒有像這樣知性的風動是不能有新文學的。

新時代開始的文學多是理論的，如楚辭漢賦之先有春秋戰國諸子的論文，那些論文都是對于自然界與人事的原理的再審定。彼時的新文學都是帶理論式的，如漢賦的曲終奏雅，末后總要講一番治世的道理。史記寫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亦是訴之讀者的知性，不訴之讀者的感情，程度低的都喜歡項羽，程度高的纔知劉邦此項羽好。

六朝佛教傳入最盛，如僧肇智顗等亦是先在知性上感興，把來理論化了，然后佛教思想成為中國文學的新情操。基督教唐朝已有景教碑，但基督教拒絕理論，所以不能進入中國文學。彼時中國對于西域的文物是統統接受。羅馬的東西亦有輸入，賣酒的胡姬有戴羅馬珠飾的，但于羅馬的思想學間與音樂等則全不採用。羅馬的音樂只被當作燈市耍戲的雜伎之一。羅馬的那點點數學與物理學，當時中國是還高過它的，而羅馬的思想與藝術則與中國的是可比血型不同，不可以輸血的。印度的與中國的血型相同。與希臘也還有點像遠親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