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到了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

听证会最后，潘格兰暗示：制住院大概不只违反国会对于类似情形的决议，本案例更可能成为政治与媒报复的议题。所以，为大家着想，最好另外找适当的解决之。在协商此状况时使用这样的言语并不寻常，法院的人员都显得张而局促不安。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十一年，从她十三岁生日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他们每个月都会约定见面，那天潘格兰没现，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她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十八岁生日的三星期前，当时她完全清醒地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一名男乘客的。她被指控伤害他人。莎兰德声称那个人摸她，并有目击者证实她的说词，检察官便决定不予起诉。但鉴于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执行神评鉴。由于她仍依惯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合检验，国家健康福利咨询的医师们只得据“对患者的观察”作评断。倘若面对的是一个叉双手、嘟下坐在椅上、一言不发的年轻女，又能观察什么结果来呢？因此唯一作的判断就是她肯定有某情绪障碍，而且不能置之不理。这份医疗/法律报告建议患者接受封闭的神疗养院照护。社会福利门某副长也表示支持神病学专家们的结论。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十七岁时，莎兰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两次因烂醉而被送到急诊室，还有一次很明显地嗑药。其中有一次她被发现衣冠不整、烂醉如泥地倒在车后座，车停在梅拉斯特兰南路上，车上还有个年纪大她许多，但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潘格兰是法律专家和旧派社工的奇特混合。最初，他是社会福利指派的代表，后来几乎一辈都与问题少年为伍。这个监护对象确实是他所接过最难应付的一个，但他二人之间终究产生了一勉的敬意，几近于友情。

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决地站在她这边，并力抗议住院的决定。她并未扬起眉之类地显自己的惊讶，但却仔细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潘格兰反诘当初签名建议将莎兰德关医院的耶斯伯·罗德曼医师，两个小时下来的表现令人喝彩。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医师评鉴的每项细节，而要求医师解释每项陈述的科学据。结果发现，由于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测试，医师所下的断论其实全凭臆测。

最后结果也是采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兰德确实有情绪障碍，但情况尚不需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将社会福利主任对于设置监护人的建议纳考虑。长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转向一直担任她的受托人的潘格兰，问他是否愿意承担监护之责。长显然认为潘格兰会退缩，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不料他却说自己很乐意担任莎兰德小的监护人，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莎兰德小必须愿意信任我，并接纳我为她的监护人。”

当地方法院——决定她未来的机构——开判决此案时，结果似乎早成定论。她明显是个问题儿童，法院除了接受神病专家与社工人员的建议之外，不太可能作其他判决。

五星期后，监护局召唤莎兰德与新的监护人作首次会面。她的第一个冲动是不予理会，但潘格兰已经让她意识到每个举动都会有所影响。她学会了分析后果，因此得到的

他转面向她。一整天来来回回的言词锋，让莎兰德脑有混沌。在此之前，谁也没问过她的意见。她看着潘格兰许久，然后了一下。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慢慢重返社会。

至于她的个人记录，专家们最后的诊断是滥用酒与药风险极，且缺乏自觉。当时她的档案记录簿里充斥着内向、受社会压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恋、病态与反社会行为、合作困难、无法同化学习等等字。凡是看过莎兰德档案记录簿的人都可能认定她有严重的智障。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对她不利，社会福利门的街巡逻人员有几次看见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厮混。有一回，她在丹托登公园被拦下搜，当时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上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人员担心莎兰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为女。

举行听证会当天早上，莎兰德被人从儿童神病院——自从旧城区事件后她便被关在这里——带到法院。她觉得自己像个集中营的囚犯：没有希望活过那一天。她在法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潘格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他并非以受托人的份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师。

虽然可以听见屋里有声响，他却没来开门，她便顺着排爬上四楼台。她看见他躺在门厅地板上，意识清醒但无法说话或移动。她叫了救护车，陪他到索德医院途中，她渐渐因为惊慌而胃绞痛。整整三天，她几乎都待在加护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视每个那扇门的医师护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来回地走，一有医生靠近便直盯着看。终于有个医生——她始终不知他的名字——带她到一个房间，向她解释情况的严重。潘格兰先生因严重脑血病况危急，恐怕不会再恢复意识。他才六十四岁。她没有哭也没有表情变化，只是站起来，走医院，再也没有回去。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神病院。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一对住在斯德哥尔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