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纳粹主义的书，例如海伦·洛夫①博士论文《反万字与瓦萨徽章》，探讨的是德国与瑞典纳粹党人采用的象征符号。他又写了四十页关于范耶尔与兄弟们的草稿，并以范耶尔作为故事中心主轴。关于当时公司的运作方式，他也列出了需要寻找数据的主题。他还发现范耶尔家族与资本家伊瓦·克吕格②王国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探索的平行故事。他预估大约还要写三百页。根据原订计划，他希望能在九月一日前让范耶尔看到最后定稿，那么他便能在秋天进行校订。

阅读、倾听了这么多，布隆维斯特在海莉的案子上却毫无进展。无论他对档案细节再怎么绞尽脑汁，也找不出一点讯息能够推翻调查报告。

二月底的某星期六晚上，他和范耶尔交谈时顺便报告自己是如何停滞不前。老人耐心听着布隆维斯特一一道出他所遇到的瓶颈。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范耶尔说：“我敢说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

“我们还不能肯定有犯罪这件事。”

“继续努力，”范耶尔说：“完成你的工作。”

“这实在没有意义。”

“也许吧。可是别放弃。”

布隆维斯特叹了口气。

“电话号码。”他最后说道。

“是。”

“一定有什么含意。”

“我同意。”

“海莉写下这些号码应该有其用意。”

“对。”

“可是我们无法解读。”

“是啊。”

“或者我们解读错误。”

“没错。”

“那些不是电话号码，而是代表某种意思。”

“也许。”

麦可又叹了口气，然后回家继续读数据。

毕尔曼再次接到莎兰德的电话说她需要钱时，觉得松了口气。之前她以工作为借口，延后他们最近一次预定的会面，他心里隐约感到一丝不安。难道她要变成无法驾驭的问题孩子吗？但因为她错过那次会面，没拿到零用钱，迟早都得来见他。他实在忍不住担心她会和外人说起他们之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