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嘲弄的阶级看法，知道他们可能说什么，因此我进行斋戒，没让任何人察觉或轻拍我的背说“干得好”或许母亲应当跟我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毫无斋戒的义务，可反倒为我准备了我最喜爱的东西——麻花蛋糕和凤尾鱼烤面包——等着我斋戒结束。她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么小的男孩对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说明，她已担心这是否显示某种自毁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辈子心灵受难。

我家对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节”上最为明显。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钱人家，我们买一头公羊，养在帕慕克公寓后方的小庭院中，直到节庆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过来宰杀它。不同于土耳其漫画书中那个有颗用黄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于难，我不很喜欢羊，因此每回见到在劫难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戏，我并未为之心碎，甚至庆幸不久就能铲除这只丑陋、蠢笨、腥臭的动物。不过我却记得我们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给穷人之后，我们自己则坐下来享受家庭盛宴，畅饮我们的宗教严禁的啤酒，享受从肉贩子那儿买的肉，因为我们嫌新鲜祭肉味道太腥。仪式重点在于用动物取代小孩作为祭品，证明我们与上天的关系，借以摆脱我们的内疚。由此可见，我们这样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们献祭的动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内疚。

我们家在缄默中忍受着比这类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虑。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点燃一支烟，专心听电台播放的音乐，一语不发地重返内心世界。我为表达对神的秘密之爱而进行的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种心理。由于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觉得是在挨饿。即便如此，吃着我母亲为我准备的餐点（凤尾鱼、蛋黄酱和鱼子沙拉，与传统的斋月饮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乐而平静。但我的快乐跟敬神的关系不大，而是单纯对自己成功地通过考验感到满意。吃饱后，我去库纳克电影院看了一场好莱坞电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此后我再也无心斋戒。

虽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们所说的无所不知，以她的聪明，应当明白我何以无法信仰——并因此而原谅我。只要不四处宣传我没有信仰，或旁征博引地攻击信仰，神就会了解，减轻我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内疚与煎熬，或至少不过分把心思放在我这样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诚者的愚昧——他们的判断力永远无法与神相比——神不容许，而他们的全心爱慕，则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来，我心头一直怀着恐惧，有一天，我会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而受到惩罚，这种恐惧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间阅读的所有政治理论给我的冲击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些现世主义、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内疚感。但我喜欢想像他们在一场车祸后，躺在病床上，从未履行宗教职责、始终对虔敬者不屑一顾的人，开始对神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