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一个儿时朋友，一位雅潇洒的长辈，从他的父亲（奥斯曼帝国末年的大臣）那里继承了大笔财产，遗产所得数量庞大——我永远分不清人们提起这笔钱时究竟是褒是贬——因此他“一辈没工作过一天”除了看报、从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之外无所事事。他下午很长的时间打理胡，穿上在黎或米兰裁制的上服装，开始着手当天的任务，即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喝两个钟的茶。他有一回扬起眉对我父亲解释，仿佛讲述一个天大的秘密，神情忧伤，以表示某切的神折磨:“因为城里觉像欧洲的地方，惟独此地。”另一位同辈是母亲的朋友，一个很有钱、很胖的女人，尽（或者因为）自己看起来跟猴像得不得了，却问候每个人:“你好啊，猴。”哥哥和我喜模仿她这装模作样的神态。她一辈大半时间都在回绝追求者，抱怨他们不够风雅或不够欧化：当她年届五十时，放弃了一个不想娶个平庸如她的女人为妻的有钱人或翩翩君，嫁给了一位“、雅”的三十岁警察。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阵，此后，她毕生规劝她那个阶层的女，只可嫁给门当对的有钱人。

坦布尔的有钱人看其聪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认为他们是老早抓住时机贿赂政府当局发了横财的人。到1990年代，对政府的恐惧稍稍平息，我估计他们大半快速致富，毕生致力于隐藏财富，同时企图使他们的社会声望合法化。由于致富无须运用知识，这些人对书本、阅读或下棋毫无兴趣。这与英主义的奥斯曼时期迥然不同，当时卑微的人若想步步升、发财、当上帕夏，仅能凭借教育。共和国初年，随着苏菲僧侣堂的关闭，对宗教文献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动转向欧洲文化，想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奥斯曼帝国无世袭贵族，但随着共和国的到来，有钱人极力让自己被视作合法继承人。因此，1980年代，当他们突然对残留的奥斯曼文化发生兴趣时，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骊”发生火灾后少数幸存的“古董”由于我们曾是有钱人，也依然被视为有钱人，因此喜在闲谈中谈起有钱人如何致富（我最喜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运糖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过世）。或许是这类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让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剧气氛，无论原因何在，每当遇上有钱人——某个远亲，家里的朋友，我母亲或父亲儿时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邻居，或最终现在“你听说了吗？”专栏的某个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的有钱人——我便有一永无止境的冲动，想了解他们空虚的生活。

新富阶级恐惧政府（事有因），这些胆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显示自己比实际上更欧化。因此他们去欧洲买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电用品（从榨机到电动刮胡刀等一切产品）以自娱，为这些排场到自豪。有时某个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家族经营某项企业，又一次发了财（如我姨妈的好友，某位知名专栏作家兼报人），但他们已获取教训：即使未犯任何法律，未犯任何官员，没有任何理由恐惧政府，变卖一切、搬到敦一间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着对面邻居的墙，就是盯着难以理解的英国电视，然而由于某些他们无法说明的理由，他们仍觉得这是更上一层楼，胜过未必舒适的、俯瞰博斯普鲁斯的伊斯坦布尔公寓。而对西方的渴望往往产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钱人家雇保姆教孩外语，结果男主人却与保姆私奔。

总的说来，奥斯曼最后一代西化的有钱人，未能利用继承的财富，参与伊斯坦布尔正在步的商业及工业繁荣。这些古老家族的继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气的商人”——他们用“真挚的”友谊和社区神的能力，来调和他们的刁欺诈——坐下来谈生意，哪怕是喝个茶也不肯。这些古老的奥斯曼家族，也遭他们雇来维护其利益并为他们收租金的律师坑骗，却被蒙在鼓里。每回我们去他们的别墅或博斯普鲁斯“雅骊”看望濒临消失的这类人，我便明白他们大半宁可与他们的猫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