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
各大造船业家族(都出身于黑海沿岸)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
在这类派对、婚宴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名模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
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盛夏时节)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
在人群中闲逛一回后,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使我开始觉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奢华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说,电动切肉刀),使我灰心丧气,看见父母跟那些吹嘘自己全靠某种耻辱、灾难或诈骗才发家致富的人关系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后我发现,打心眼里喜欢与他们为伴的母亲,和恐怕与他的某个情妇眉来眼去的父亲,并未完全忘记他们在家中谈论的恶毒闲话,只是决定暂时放在一旁,即使只是一个晚上。说到底,有钱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我心想,或许这是身为有钱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事总是“好像”有钱人在这些派对中巨细靡遗地抱怨上回坐飞机吃得不好,好像这是一件广为关注、至关紧要的大事,好像他们吃的绝大多数不是同样低水平的食物。还有他们把钱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说法,调入)瑞士银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钱远在天边,赋予他们某种令我欣羡的美妙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