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他得先练习，为了能在这新机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机放到柜里去，将它搁到被底下，生怕它吃醋，觉得我丈夫喜新厌旧对它不忠，它可能会把在利本尼堤坝巷我们住房里现的这新打字机看情敌。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机打他的手稿时，先在那台可的老机上打了几下，然后像对待一只小动一样地抚摸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扫过它，它里面全是灰尘，从它黑的打字带上剥落好多呢绒灰尘块儿来。

键字模上的颜把字母里的隙都填满了，因此这些字母打到纸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个廓来。但我丈夫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很把屋里得七八糟的人，他也整洁，但只打扫那最必要的地方。他把床底下扫得净净，可是却把一块台布盖在他的写作用品和稿纸上，就像往桌上铺块赛采赛风格的红毯，往床上盖块床罩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什么都离不开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里擤鼻涕，还用这油乎乎的抹布来汗。当我没注意他，他这块抹布太脏时，我便脆把它炉里烧了。尽我们在院里有个厕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总在院里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那棵爬山虎倒是长得枝壮叶茂，沿着墙横贯整个院。

他这儿还有一劈成两半的大松树，这两半树中间夹着一个野蜂窝。这树，我丈夫说还是从俄国兵那里讨来的。那些俄国兵曾经在啤酒厂住过。我丈夫不搬到哪里，都把这树带到哪里。他最先住在老城广场那座屋角上有个罗铃铛的楼里，还有那家肖恩赫殡仪馆也在楼里；后来他搬到雅希莫瓦街犹太学校对面的那条街上；再后来又带着这树来到克拉德诺的义务劳动者们的集宿舍；最后带到利本尼，如今竖在这儿，老树里面已经破碎、腐烂，树旁边是一个没穿衣服的洋娃娃，摊着两只粉红的手，总是光着脑袋惊讶地站在这老松树下面，望着那嵌在松树上快要破碎的野蜂窝。如今这儿又添一架筒缩在里面，像一个咬牙关沉默不语者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它挨着这光没发的洋娃娃站在方凳上。谁来我们家，最引他的就是这台打字机，每个人都要摸摸它，像抱小动一样抱在膝盖上，打开它，不知这型号的人都为这台打字机的小巧玲珑而惊讶不已，说它很漂亮，而且造型也很现代，因为它比

夜里在院里撒是他的拿手好戏，撒时跟所有正在撒的爷们儿一样睛傻呆呆的难看得要命。有一条不成章的规矩；只要我丈夫以为我不在家，便连白天也到院里的一个角落去撒。我有好多次突然现，我丈夫吓得连都了。我气鼓鼓地打他边经过，让他别以为我不知。我装作在看他，装作为他这举动而要呕吐，而且我还真的一副呕吐的样。他也想了一个报复我的办法：当我在屋里洗，当我例假期在盆里洗下时，我丈夫便无缘无故闯来，让我吓一大，我因为被丈夫看见而对着他一顿吼。他却借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装作恶心，装作要呕吐的样说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疯了。于是立即跑去，故意大声说得让我能听见：“这一天可要倒霉了！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幸，看到老娘儿们坐盆！”尽我从来没在家里坐过盆，尽我们房里本没有盆，因为我讨厌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宁可走过院，到结了冰凌的厕所去解手。总之，我丈夫是个很不收拾的人，对他这台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里撒一样，立即手忙脚，从这一刻起，若是撒便、鞋；如正在打字，便连贝克尔牌打字机的好几个键也吓得卡在一起，而且还卡在带走动的地方。可我丈夫是用两个指把它们掰开。

这打字机真是结实极了，任何别的打字机遇到这情况那键恐怕都要断掉，可是这机居然承受得了我丈夫的生掰拽，他把整台机举起来，键好像嵌了他的指，他气恼地站起来，将机倒吊到悬空，还是松不开，我丈夫便使劲一摔，打字机掉到地板上，这才解决了问题。我丈夫再把它端起来，抚摸着它。几个指被那些一直卡着难以分开的键得乌黑。我丈夫打字的时候要是用手摸一下脸，那脸也准保得黑不溜秋的；要是机摔到地上，我丈夫便把它扶起来，放到桌上，接着打字，跟没事儿似的。这打字机就像艾戈恩·博恩迪说的是原打字机，真的好像是用原驱动的。不过我丈夫还是决定让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退役。说要拿它当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