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有些支持不住，只坐在那里呆呆地微笑着。我正在招待那些黑人顾客，他们刚刚把用来洗手的一盆清水喝掉了，因为大多数顾客喜欢用手拿着烤鸡吃，可是这些黑人没用这水洗手，以为这是用来喝的水。我和领班都在笑，可我丈夫坐在那里看着前面，仿佛有些不知所措，他品尝了这一他后来向我谨慎复述的失败，他那些粗痞文稿在作家出版社遭遇的惨败；他与那些已经属于过去的朋友的关系上更大的惨败，两位诗人恐怕已经除了他的名，因为他们可能坚信他想踩着他们的背脊爬上光荣作家的桅杆，去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不再是废纸回收站的人称呼的那个博士。自从那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们曾寄托如此厚望的稿子被退回这一瞬间起，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白费劲儿地骂他，白费劲儿地坚持对他说，笨蛋是出版社的那些人而不是他。我白费劲儿威胁他说，做梦也休想丝毫改动他的稿子！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读过这些稿子，这不重要，要紧的是让他保持原来的样子，让他别突然一下子开始按照出版社那些人的要求来写作，可是我那不争气的丈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在按照那些被通过的短篇小说来写，并把希夏尔和科拉什先生很看重的那六个短篇撒了出来，耐心地补写完那些经过筛选之后剩下来的玩意儿。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以便到中午就把活儿干完，可以去写他那预约好的短篇小说。

此时此刻我因我丈夫突然变得这么温顺而有了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地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说。而我丈夫却按照人家劝说他遵循的样板，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来写作，然后到编辑部去撒谎去伪装，每写一部短篇小说便拿到那里去低三下四征求意见看是不是合乎他们的要求。那里一夸他，他便高兴。直到写完最后一个短篇，为的是能凑到一起出一本小书，然后便可成为作家，出人头地。从此，我便开始把我的丈夫看成一个胆小鬼，看做一个在他朋友之中是一个样在编辑部又是另一个样的人，我受不了这两种面孔、两种目光、两种言谈，我已经带着一种反感听我丈夫讲话，我总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当姑娘的时候曾经住过一栋拥有十几间房子的楼房，我，曾经拥有股票，我们家里请了女佣和司机；我，也曾为这付出了代价，我不仅失去了这一切，还因为我是个德国女孩而在砖场干了一年活，然后我父母被迁走，将我和海尼弟弟留下来，那时我才十六岁，为了供养海尼，我不得不到饭店到食堂去打工，以便能给他端回一小锅食物，让他能填饱肚子，难道我经历过这些遭遇之后如今还要说谎话？说些非我所想的违心话？像我丈夫那样行事？他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当个作家，即使要改写、补写他的书、背叛他的粗痞文稿也在所不惜，这些手稿是在他的朋友面前、使他们为之雀跃的啊！后来我丈夫的胆小怕事得到了报应。连在朋友中间他也不再有自己的观点，不管谁说什么他都立即表示同意。他总是先同意一切，只要不说自己该说的东西就行。他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使说了，到最后也总是收回。在焦街的废纸回收站也是同样的结果。我去那里找他时，办公室正坐着企业安全代表。我走进去，正想退出来，那个安全代表说；“只管坐下吧，太太，您丈夫很快就要回家的。”东佳和温扎及主任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安全代表讲完话，我丈夫脸红得像刚刚哭完。“你看，”安全代表说“你不遵守劳动纪律。我没去注意你，你过了下午一点便走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丈夫以微弱的嗓音争辩说：“我已把工作做完，所以就回家了。”

而安全代表坚持说：“你承认吗？你无故旷工。我妻子只到这里来过十次，可你在十二点半就已经走了。东佳，你对这有什么说的？”东佳闭上眼说：“是，博士，您每天在十二点就走掉了。”安全代表便将这话写进了记录里。然后又问：“温扎，你对这事有什么要说的？”温扎说：“这都是您自己干的，博士，您只能怨您自己。”我丈夫低声说：“你知道，温扎，每当我们一块儿到科利什那儿去打包，整个一大车的包都是我打的，可我都把账记在你的名下，因为你有孩子。”温扎却粗暴地说：“博士，您把您的活儿记在我名下只是为了堵住